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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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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9-18
傅榆 (1)

傅榆 (1)

傅榆 (2)

傅榆 (2)

傅榆 (1)
傅榆 (2)

專訪紀錄片導演傅榆《紀錄片裡的無限可能》

 

文:劉景沄

「那時候上進階電視製作,就覺得紀錄片比我想像的更有創造性吧。」

 

      導演傅榆畢業於台南藝術大學紀錄片所,也是全台唯一的紀錄片研究所。談起自己求學時代大眾對紀錄片的認知,傅榆認為是比較侷限的。「我跟以前同學見面的時候他們還停留在一個印象就是,你去上紀錄片研究所很奇怪,紀錄片不是就是那種黑白片嗎?」

      其實傅榆對紀錄片的興趣早在就讀政大廣電系時悄悄紮根。傅榆提到,課堂上盧非易老師放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紀錄片,例如《夜郵》、《私角落》等等。除了黑白片以外,還有全知性旁白式的類型、比較詩意的類型、也有擺拍式的類型,甚至有偽紀錄片的形式。「《網事追憶錄》影響我蠻多的,我就覺得原來紀錄片可以這樣,就覺得很多可能性。」

      進階電視製作的期末作業是傅榆第一次拍攝較長的紀錄短片,當時被攝者是一位未婚懷孕的大學生,傅榆發現自己能體會她的情境甚至感動觀眾,也產生成就感。「透過拍紀錄片這件事情的確去拓展了原本不會碰觸到的生活圈,認識到我們本來不會接觸的人,而且能真的蠻深入的進入到他的內心,所以我就覺得說紀錄片的領域還有很多可以探索。」雖然當時技術、敘事都還很青澀,卻讓傅榆對紀錄片的未知領域產生很大的好奇心。

      相較於劇情片,傅榆自認不擅長編造故事,加上當時攝影器材比較初階,能把劇情片拍好的門檻又更高。「我對於非常真實的事情比較能去創造,不管是透過拍攝去尋找它的故事性,或是透過剪接去把故事性提煉出來,都是它本來就在那裡,只是缺少自己的觀點或者是創意去把它提煉出來。」因此傅榆走上紀錄片拍攝這條路,也開始探索更多對話和可能性。

 

從政治無感到嘗試用紀錄片溝通

      我問起為什麼傅榆的作品多選擇政治題材,她笑說郭力昕老師可能不知道他對自己產生很大的影響。當時郭力昕針對台灣解嚴後,紀錄片仍然缺乏政治議題的現象提出質疑,發表了一篇文章〈不碰政治的台灣紀錄片文化〉。這激發了傅榆的思考,開始探索自己與政治的關係。「我那時候對政治超級沒有感覺的,覺得就是投票阿,然後我家就是很藍阿。但因為大學發生了一些事情,我就開始意識到說,原來在我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比較綠,是完全相反的價值觀,所以我就想要透過拍紀錄片的機會去認識另外一個世界的人。」發生在傅榆大學時期的事件正是三一九槍擊案。由於傅榆家庭的政治色彩與當時同學的主流價值相反,事件發生時雙方的衝突對傅榆產生衝擊。她開始思考藍綠是否能對話。

藉由研究所的畢業製作《大家一起照鏡子》,傅榆找來自己的父母和另一對父母,讓他們針對藍綠討論雙方的觀點。「我越聽越覺得我好像知道的太少了。另一方面就是又很容易被綠的那一方說服,就想要去了解更多,所以我才一直繼續拍。」傅榆逐漸在過程中了解更寬廣的面向,從拍攝《藍綠對話實驗室》開始,陸續透過新作品摸索答案。

 

紀錄片工作者的難題

      「我那時候還在拍藍綠對話實驗室,想說討論台灣年輕人對政治的想法嘛,可是拍到後段也是遇到一些瓶頸,Cnex 就建議我說要不要找一些香港或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問他們怎麼看台灣的政治。」

      尋找答案的過程中,傅榆開始對中港台關係產生好奇。她透過《藍綠對話實驗室》被攝者陳為廷的介紹,開始有機會接觸陸生,卻找不到願意被拍攝的對象。在一次跟拍陳為廷上課時,傅榆捕捉到一位陸生發言,便希望邀請他參與紀錄片拍攝。「我就問說願不願意被我拍,他就說不太方便。我還沒來得及問原因,他就說『請你理解』這樣子。」多次碰壁讓傅榆很錯愕,卻深刻的理解到找陸生拍攝政治議題的困難性。

      後來,傅榆遇見了下一部紀錄片《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的主角蔡博藝。最初注意到蔡博藝,是因為她發表了一篇觀察兩岸三地的文章被廣為流傳。「她本來先拒絕過我,但後來又願意了。那願意的契機,就是她被台灣的社會運動迷上了。」從不願意談政治到光明正大地參加台灣社會運動,蔡博藝巨大的態度轉變讓傅榆非常好奇,也意識到她是特別的。 

      面對身分、議題都如此敏感的紀錄片製作,我不禁好奇,做為導演要如何取得被攝者的信任?「這個真的蠻難的。」傅榆認為首先要取得基本信任,不是刻意為了拍紀錄片而成為朋友。「就是聊生活阿、戀愛阿,就像朋友。」但建立基本信任之後,要深入討論想法並不容易。

      「 如果是稍微對他們想要呈現的形象,沒有那麼想要被拍到,他們就會有一些戒心。」傅榆認為彼此還是會意識到拍攝者和被攝者的關係。「一方面要試探,一方面要讓他們有信任感。」她舉陳為廷和蔡博藝為例。在《藍綠對話實驗室》的初剪完成時,陳為廷會抗拒他不想被呈現的形象,傅榆就試著說服他。「我那時候就是想要呈現他是一個,他的個性比較立體嘛,不想要只是講政治的方面,所以都會經過這一些交涉。」另一方面,被攝者在看過很多次的剪輯版本時,信任感也會慢慢建立。「他是透過這樣來理解我這個人嘛,所以我覺得很大一部份是這個原因,願意跟我坦露更多。」

      反觀蔡博藝,因為身分較敏感,她背負的外部壓力很大。「她其實原本警戒心很高,她對那個 record 燈就會意識到說有亮紅燈或沒亮紅燈。」傅榆分享,為了降低蔡博藝的意識感,她後來把 record 燈關掉。「我也沒有要騙她,我只是要讓她不要意識到這是在被拍的時候,所以後來她就漸漸習慣了。」

      不過最重要的也許是長時間拍攝累積下來的革命情感。2013 年《我在台灣,我正青春》得到新北市紀錄片首獎。傅榆和蔡博藝對於能讓更多人看見紀錄片而感到很開心,但又怕片中敏感的部分會讓兩人陷入危險。「那時候就真的很糾結、心情很複雜。就是覺得很幸運遇到她,然後她很願意跟我一起冒險。」但傅榆也總結,之後拍攝的過程還是偶爾會被推拒,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回歸和自己對話

      原本只是想拍藍綠對話實驗室的續集,因為剛好碰到太陽花學運,又加入了蔡博藝的故事,促成最後《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記錄長片的誕生。我繼續提問,花了這麼久的時間,在拍攝過程中要怎麼堅持下去?這個問題好像把傅榆帶回當時無力處理的低潮。

      太陽花事件之後,陳為廷陷入醜聞,蔡博藝也因為選舉失利而沉寂。兩位被攝者戲劇性墜落的遭遇,讓傅榆變得消極,懷疑拍攝紀錄片的意義是什麼。「好像有一點找不到方向、失去了動力。後來剪片子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我是身處在運動傷害之中。」剛好當時有其他工作在身,傅榆對自己的紀錄片失去熱情,只想在補助規定的交片截止日前隨意處置。「我那時候真的超級掙扎,我就想說隨便剪一剪交出去就算了。」

      然而受到工作夥伴沈可尚導演和製片的鼓勵,傅榆開始花費半年認真整理素材,剪出一個將近四小時的初剪。透過無數的討論、沉澱,總共產出 12 個版本。在反覆剪輯的過程中,傅榆才轉而關注到自己的感受和反應。「就是因為沈可尚導演,我後來才決定把自己加入到這個片子。」傅榆笑說,原本更想用純影像說故事,覺得把自己加進去很失敗。但因為老闆的啟發,她理解到每部片都有適合的呈現方式。

      就這樣,《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放棄了預想中「完美」、「成功」的結局。焦點回到傅榆自身,誠實地將脆弱暴露於鏡頭前,也讓觀眾體會了更切身的共鳴。

 

也許一生就只是想拍這部片而已

      2018 年,《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拿下第 55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引起各方討論與風波,當年傅榆認為「沒有意義」的影片或多或少還是改變了什麼。而我也從鏡頭中認識了傅榆,一位透過紀錄片討論著政治、社會運動,卻內斂而溫和的導演。

      問起之後想繼續探索的主題,傅榆卻表示自己還在個人創作的低潮。她認真思忖後緩緩答到,雖然不是自己的創作,但能和夥伴一起討論,做為創作的一份子,拍攝和台灣相關的案子,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沒有自己的創作也沒關係,我搞不好一生就是想拍這部片而已。」平靜的語調中沒有消極,而像是歷練之後蛻變,更清楚堅定地向前,繼續探索鏡頭下的世界。身為紀錄片導演,傅榆建立溝通的空間,努力把想討論的問題傳播出去。

      也許就像她一直以來默默實踐的,對真實性的事物做出有創造性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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