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撰文／高皓慈；圖片／張瑋玶提供】 週一下午，瑋玶學姊與我相約在體育館二樓的看台區。當天她穿著 MLB 巨人隊的短袖T恤、卡其短褲和球鞋，輕鬆融入大學生的群體中，毫無違和感。很難想像，當她剛進政大的時候，身邊的這些大學生，大都還沒出生。 興趣廣泛，不務正業 談到為何選擇廣電系，瑋玶表示，傳播學院的學科通常沒有標準答案，課程內容不僅限於理論，還有豐富的實作機會，這正合她的胃口。她喜歡蔡琰老師教授的「戲劇概論」，透過劇組分工和角色扮演，深刻體會舞台劇的魅力。她還熱衷社科院曾巨威老師教授的「經濟學」，認為跨領域學習有助於開闊視野，並培養多元的思維邏輯。大學期間，她創立了政大圍棋社，也參加過政大女籃校隊。這些看似無關的興趣愛好，經常讓人感覺「不務正業」，但卻為她日後的跨界發展埋下伏筆。 意料之外，卻又情理之中的跑道切換 大學畢業後，瑋玶前往美國留學，原本專攻電影，卻因為紐約洋基隊的「王建民旋風」，將她從東岸的電影學院一路吹到西岸的運動管理研究所。雖然踏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但她的廣電背景幫助她爭取到在 MLB 舊金山巨人隊的實習機會，成為球場拍攝團隊的一員，正式踏上職業體育的道路。為了進一步發展行銷專長，她隨後又在 NBA 金州勇士隊的票務部和 MLB 奧克蘭運動家隊的球場活動部實習兼職。她表示，自從進入體育行業，她從未感到無聊，更沒想過要離開，「這就是真愛！」 運動心理與行銷的二刀流專家 在十多年的運動行銷工作中，瑋玶與職業運動員接觸頗深，發現運動員在場內場外所面臨的挑戰五花八門，但當他們遇上瓶頸困境的時候，能得到的有效幫助卻十分有限。因此，在離開 adidas 大中華區體育市場經理一職後，瑋玶決定再次赴美進修，深耕運動心理。她將多年來與運動員、家長和教練培養出的默契與信任，融入運動心理教練的角色，成為少數同時擁有運動心理與行銷專長的二刀流專家。 敢想敢夢，做運動員的靠山 自 2020 年起，瑋玶開始在台灣青棒強權——穀保家商棒球隊擔任運動心理老師，帶領選手認識自己、了解環境，並學會更有效地投入過程、閱讀反饋，朝目標理想邁進。幾年來，包括孫易磊、林聖恩、陳睦衡等旅外好手，皆為她的得意門生。瑋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回饋台灣棒球，並深信運動員才是體育行業的核心，幫助他們成長強大、實現夢想，就是她自己的夢想，而這場美夢仍在繼續。 給學弟妹的話：放下預設，多方嘗試，重視「機會成本」 瑋玶學姊也為即將畢業的同學提供了職涯建議。她鼓勵大家放下對未來的預設限制，多提問、多思考、多嘗試，並學會觀察自己的感受與情緒，專注於可控的部分，投入當下的過程。她認為，隨著時代變遷，人生的選擇將呈指數增長，擅長保持彈性、不受框架拘束、勇敢探索的人，更有機會在經歷中發現自己的熱愛，長成自己喜歡的模樣。「或許，總讓你不務正業的事，才是你的本業呢！」 在訪談過程中，瑋玶特別提到「機會成本」這一概念，並強調它對每個人的行為選擇至關重要。她解釋說，機會成本對每個人來說可能不太一樣，因為每個人擁有的選項與其成本各不相同。瑋玶提醒大家，理解機會成本的概念能幫助我們深度思考、把握機會、善用資源，從而做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這是她在大學裡學到最寶貴的一課。

【採訪撰稿／吳湘雲；攝影／路惟舜】 在訪問前，我讀過許多跟卓庭伍教授有關文章，例如老師的研究論文《女性復仇與母性回歸：1970 年代後期 臺灣新女性主義與社會寫實女星的形象轉變》，以及數場和女性電影有關的講座對談記錄。我對教授不自覺形成一些想像：一個氣場強大的電影人、堅定的女性主義者、對細節有所堅持的藝術家。 大概是基於這樣的想像，除了採訪前充實的準備之外，採訪當天，我早早到了現場，確認場地的溫度合宜、反覆讀過訪綱，並與攝影師確認光線和角度，但當老師走進討論室時，緊張感很快被她溫柔的氣場所撫平，短髮、簡單的白 Ｔ 和牛仔褲，老師有一種讓人放鬆的氣質，讓我原本的緊繃煙消雲散。 理論不只是理論，是窺探與理解現實的方式 卓庭伍教授畢業於政治大學廣電系，到紐約大學進修後，今年開始回到母校任教。她坦言高中畢業後，原是想要選擇臺灣藝術大學或臺北藝術大學，和家人討論後，才決定到政大就讀。卓教授提到，政大的課程不像藝術大學以實務為主，而是實作與理論課程並重，且鼓勵學生多元選課，意外開啟了她對理論的興趣。教授同時也談到許多學生最擔心的問題：「理論是否和實務脫節?」卓教授坦言，「探究純理論是非常刺激的，但理論遇到真實世界的複雜，有些不堪一擊。」卓教授的眼神堅定，「所以，理論非常需要和歷史與真實的社會狀況連結。」而這份連結，也進一步促成卓教授後續的研究方向。 教授以《周處除三害》舉例，這部電影在中國非常賣座，像是在一個封閉的社會，投入一個新的東西，激起的火花是非常有趣的；「現在臺灣正在上映的《鬼才之道》和《角頭—大橋頭》，為什麼觀眾對其中一部片比較買單，而不是另外一部？這是不是反映了臺灣現階段的某種狀態？」 電影腳本與片場中的女性困境 卓教授談起自己的求學歷程，其實，她一開始是想要成為導演，「但十幾年前進入片場實習，那時候的刻板印象還滿嚴重的，不喜歡女性工作人員在拍攝現場。」 同樣身為女性的我內心一沉，想到我曾在《瘋狂女煞星》導演楊家雲女士的專訪中讀到的故事。 楊導演在藝專二年級暑假去實習時，剛到片場就就被問：「妳要跟服裝，還是化妝？」楊導演堅定地說她要當導演。現年七十九歲的楊家雲女士是臺灣電影史上傑出的女性導演之一，即使到近代，仍有像卓教授這樣遭遇不公的經歷，這讓我不禁思考：不健康的片場文化究竟扼殺了多少女孩的導演夢？ 「當然有些人可以跨越，但當時的我沒有辦法。」這樣的挫折讓卓教授開始思考，用什麼方式可以投入自己喜歡的領域。後來她到了紐約大學，結識了亞洲電影史的教授，開始思考如何用理論建構對現實的理解，例如剖析電影界需要什麼政策支持，一樣是在為自己喜愛的電影界出一份力。 我進一步詢問教授，過去在片場遭受性別歧視的經驗，是否成為她研究女性復仇電影的原因之一？ 「不，其實我一開始很排斥做女性主題的東西。在紐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般大家都會做自己熟悉的東西。」卓教授提出一個我從沒想過的觀點：「但這也可能是一種刻板印象，身為女性就一定要做性別主題嗎？」隨著她的研究方向逐漸明朗，發現和女性相關的議題總是跳出來，難以避免。 我意識到，就如同卓教授一開始所分享的，她的研究欲以理論探究電影出現的歷史脈絡、文化背景、政治生態，而女性主義只是恰巧成為其中的過程，並非主角。 而我想這之間之所以有所連結，只是因為無論在半世紀以前女性復仇者的電影腳本中，或是近代電影片場的現實裡，女性困境始終存在。 保守年代中的「女煞星」 在採訪之前，我讀了卓教授的論文《女性復仇與母性回歸：1970 年代後期 臺灣新女性主義與社會寫實女星的形象轉變》，但為了避免與讀者的認知脫節，我刻意沒有深入閱讀論文內容，而是看了許多論文中提到的，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的女性復仇電影片段，例如《女王蜂》、《瘋狂女煞星》、《上海社會檔案》、《女性的復仇》。這些電影的情節大致相似：女性主角或是其親近的女性角色遭受性暴力之後，以憤怒的姿態成為復仇者，當中不乏血腥與裸露的橋段。 上述電影的尺度雖然比我想像中的要小，但對女體的崇拜以及挑逗觀眾感官的意圖卻相當明顯。這引發了我的好奇：當時這些邊陲（pulp）電影在社會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大眾如何看待這些女性復仇者演員？這些電影又是如何通過戒嚴時代的審查制度的？ 在與卓教授的對話中，我提到我的童年經驗，當時電視上常播的《玫瑰瞳鈴眼》、《藍色蜘蛛網》這類型的劇集，父母不允許我觀看。那麼這些更早期的社會寫實電影在當時又是什麼樣的存在呢？卓教授回應道：「其實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不如我們想像中的保守，當時實施的是審查制度，在電影分級制度之前，曾有過混亂的時期。」 臺灣檢查制度從 1945 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擬定之《臺灣省電影審查暫行辦法》揭開序幕，《電影檢查法》自 1955 年實行，至 1983 年才被廢止，這段期間的電影都要經過電影檢查委員會的審視，其中包括損害中華民國利益或民族尊嚴者、破壞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風俗者、提倡迷信邪說者，皆可能要求修改、刪減，甚至是禁演。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時的電影常常在放映時把剪掉的片段接回去，或者有海外和臺灣兩種版本，甚至乾脆偷偷放映。」那些未通過審核的影片被稱為「禁片」，往往是真正露骨的大尺度情色片，只在特定影廳秘密放映。卓教授進一步解釋道，「這些影廳的存在，往往只有了解內部消息的人才會知道，甚至會使用暗號進入。」 　「相較之下，臺灣社會寫實片不算是情色片，它將色情大眾化，是比較被大家所知道的，有時小孩也能接觸到。」卓老師進一步說明，「在當時的保守社會中，這類電影的觀眾主要還是男性，保守家庭的成人較少選擇這些影片。」儘管有「擦邊球」的血腥與色情，但當時畢竟仍在戒嚴時代，為了迎合政府的期待，這類社會寫實片往往以犯罪者伏法的結局作為收尾，凸顯人性應向善和國家矯正機構的功能。 地下化的色情電影、人盡皆知的刪減版，那時的臺灣電影界在極權的暗地中開出桃紅色的花朵，如同保守年代中的女煞星，矛盾而引人注目。儘管這些女性復仇電影在保守的年代中以其挑逗性和邊緣性吸引了觀眾，但它們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複雜態度。 現實世界中的「女性復仇」 聊到這裡，我天真的以為，這些女性復仇電影不僅僅是講述復仇的劇情，它們還表達了一種在保守制度下女性的抗議與反叛，我詢問老師這些電影和女性主義的連結，甚至是否可能作為當時女性主義發聲的渠道。 老師搖搖頭表示，「這些電影受眾偏向男性，他們不會想到這些。」 這些女性復仇電影也許體現當時女權運動講求女性自主，卻同時服膺於大眾對女體迷戀（例如，各種性感的鏡頭、煽情的對白、《上海社會檔案》海報標題甚至寫著「少女初夜權」字樣）。其中《瘋狂女煞星》甚至是出自女性導演楊家雲之手，卓教授進一步解釋這樣的矛盾，「當時女性復仇的電影盛行，而片商找女導演來做這類型的主題，是一種行銷噱頭；但楊導演在這樣的框架中達到她想做的事情，例如展現女性的力量、裸露的橋段並不會讓女性露點等等。」 關於片商對電影利潤的追求，卓教授補充：「當時曾經拍過女性復仇主題的性感女星，後來出演文學改編作品，其實也是一種噱頭。文學改編的電影通常會擔心不賣座，因此出資方會選擇爭議性角色來演。」 「這些女性角色和當時的其他女星不同，例如像是林青霞，氣質端莊的形象符合過去大眾對小家碧玉的『好女孩』想像；這些寫實片女主角願意嶄露性感，敬業塑造電影中角色的形象，但往往也被貼上一些標籤。」我提到，即使在現在，曾經拍過裸露戲的女星，要轉型也不容易。「對，可以看到這些女星在過去的訪談中，努力想要轉型，不過那些標籤並不會掉下來，反而為她們往後演出的角色帶來更多色彩，變得更加複雜且有深度。」像是陸小芬後續出演多部文學改編的電影，如《看海的日子》、《桂花巷》，得到金馬獎與亞太影展的肯定。她們用實力證明，除了性感的形象，對演技也能有更高的追求。 無論是女性執導露骨社會寫實片，或是性感女星出演文學作品，都是片商為了利益而採取的策略。這些商業手段是基於對女性的某些剝削，但在這些夾縫中的機會中，這些女性依然展現了自己的光芒，我想這之間，隱約有那麼一些「女性復仇」的味道。 五十年後的現在，電影中的女體怎麼了？ 半世紀過去，女性身體似乎依然處於相同的爭議中。 《瘋狂女煞星》中有一個片段讓我印象深刻，性感女星慘遭性侵，卻被社會大眾認為她罪有應得，「因為她不檢點」；同樣的想法似乎還存在在五十年後的今天。身為女性，不只一次被長輩督促要穿得端莊，「女生要懂得保護自己」，像是不斷暗示若是我被侵犯，都是因為我的服裝不夠得體。 現實生活中的壓迫仍持續，那電影中的女體呢？ 　「臺灣的電影好像越來越保守，」教授分享道，「電影本應是感官上的刺激體驗，然而，自從電檢制度實施以來，商業電影內容常被框限於特定的規範中，強調向上勸導。當前的電影作品也似乎受到了這種影響，尤其因為臺灣的電影產業非常依賴官方的資金補助（輔導金），創作者為符合官方的審核標準，難以逃脫自我審查，讓人覺得太過拘謹。」 相比之下，藝術片雖然在這方面相對自由，但能溝通的受眾很少，而商業片的受眾多，卻顯得過於謹慎。在女性裸露與電影刺激性之間，臺灣電影界尚未找到一個理想的平衡點。 看來在五十年後的現今，無論是現實或電影，女性形象的多樣性和立體性依然有待進一步發展。 作為一個傳播人，不必外向也沒關係 從研究方向聊到自己的求學生涯，「我覺得我好像邊緣人。」教授笑著說。我自述在初進到傳播學院時，覺得自己似乎太內向了，會不會不適合念傳播？ 教授用導演來舉例，「在臺灣的導演好像只有一個樣子，就是要很肯定、很有氣勢，但我是常常懷疑自己的人，我無法帶領大家去拍一個可能對人生沒什麼幫助的電影，一路上有很多疑慮。」教授分享他在紐約求學的經驗，「但在紐約讀書時，可能因為年紀增長，認識的人、事、物多了，我看到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不同樣貌的導演。你可以懷疑自己，你的作品還是好的。對自己的作品帶有批判性是可以的，有被解放的感覺。」 「當然，導演還是要接觸很多人啦，不過這些都可以演嘛！我有些導演朋友也是 I 人（註一）啊，他們拍完一部片可能要休息一段時間。」聊到I人與E人的差別，我和教授都自認是內向性格、需要獨處空間的人，我們一來一往，開玩笑地交換自己的「I 人經驗」。 「我們 I 人就是相處的時候，要花點時間觀察，想著要用什麼樣子面對對方，擔心會不會冒犯別人。」 「但 E 人就是想到什麼說什麼。」 「他們就算冒犯別人也沒關係！」 「對，他們根本沒發現！」 我問老師有沒有想給同樣是I人的傳播系同學什麼建議，老師強調，未來出社會後，雖然為了生活、為了在工作崗位上扮演理想的角色，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需要戴起面具，「但是不用強迫自己外向也沒關係。」 訪問當天是開學日，我在訪問尾聲時，想請老師在新學期給同學們一句勉勵的話，老師想了一下，最後用溫暖的笑容說：「健康最重要！」卓老師的話像一劑強心針，就如同採訪一開始，感覺心裡的某一塊被安撫了，這或許也是作為一個傳播人，珍貴的人格特質之一。 註一：出自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類型（MBTI，Myers – Briggs Type Indicator），是一項性格評量，包含多個指標，其中一個指標將性格分為外向型（Extraversion，E）、內向型（Introversion，I），俗稱 E 人與 I 人。

黃大謙的文組攻略與趨勢觀察：分享給你所有的政大朋友 文：黃文彬   風一般的腳步：高效率性格與超親民反差            說到政大Youtuber，很多人心中的第一個答案或許就是「黃大謙」，雖然同是政大出身的創作者還有HowHow、藍亦明、小熱唱等人，但黃大謙走紅的年紀更早，大學二年級就已經推出現象級的「回覆酸民留言」系列，開始以辛辣、幽默、厭世的形象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不過能夠這麼早爆紅，我認為完全不是偶然。大謙才剛上大學，便已早早開始煩惱未來：「大一時應該就要有一個人生目標吧」他理所當然地表示。當年的大謙雖然已開始創作，但尚未踩穩腳步，因此數度懷疑自己。那時候因為在廣電系修讀許多攝影課，大謙一度考慮改行婚攝，曾經一大早搭火車到菁桐站，累積攝影作品。不過在大二開始走紅、大三開始有穩定業配後，大四的他已完全不似其他畢業同儕那般焦慮，對於未來大謙心裡有譜，從此決心投入網路創作。             大謙穩健腳步似乎也反映在健步如飛的習慣。許多政大學生都曾目睹他如風一般，一閃即逝的身影。在訪問前，我一度誤會那是身為網路紅人避免被打擾所採取的姿態。採訪後我才發現大謙私下其實相當親民「只要我不是在做丟臉的事，比如在健身房用器材很好笑的樣子，我都很歡迎大家來打招呼啊」。大謙說反而最尷尬的是對方認出你卻不敢招呼，變成兩個內向的人互相對峙。有次大謙搭捷運時就遇過，後來對方默默地用手機播大謙頻道的影片，以這種奇特的方式相認。大謙解釋之所以走路快，純粹是講求效率，我覺得要有一個目標，一個目的地，不會漫無目的地繞路。計算從A點到B點的最短路徑，大謙時間規劃相當有序，甚至是有點緊繃，不禁令我好奇他比較放鬆的一面。           與大謙閒聊政大回憶時，他一反許多政大人的「美食沙漠」抱怨，認為吃的已經相當足夠：「校門口一整條街都是吃的了還不夠嗎?」大謙說自己回到政大還是會重溫過去的愛店像是波波恰恰與四川飯館。不過他也補充道那也可能是自己對食物的慾望沒那麼強烈，很常吃到不錯的就固定重複吃同一家。說到重回政大，我順勢請大謙安排個「文山一日遊」。孰料大謙一開始只偷懶地說：「就動物園逛一整天就好啊」，進一步追問才多冒出幾個景點：像搭貓纜、參拜指南宮，比較特別的是藝文中心的水岸電梯。大謙說自己在學時很常無聊就去搭一下，「文山區就是沒那麼五光十色的地方，適合來看看大自然」。也或許只有在搭水岸電梯時，才能讓我們難得看見慢下來的大謙身影。   政大厭世觀察家：文組興盛過嗎?論創業我們更有優勢           大謙作品時常反映對於時事、社會現象的敏銳見解。因此我也很好奇他對於政大的觀察。首先對於學生普遍厭世，大謙也認同「可能文人都愛憂國憂民吧，看見很多不公但發現無力改變才變得厭世」。另外關於「政大交流板」的離奇荒誕，大謙笑著表示或許這裡離商圈太遠，大家太無聊才會把交流板當作追劇。令人意外的是，畢業五年的他原來仍第一時間關注著交流版，從最早期的偷喝牛奶到近期的垃圾場決戰，大謙都如數家珍。「沒辦法啊，一打開FB，交流版的熱門貼文還是會出現在第一則」，交流版儼然成為政大畢業生的正字標記。           不過回到當代的厭世，政大人的焦慮或許也與近年的AI崛起，文組沒落的討論有關。對此大謙卻反問「我們文組有興盛過嗎?」另外他也觀察到出社會後會發現高收入的族群通常是創業家，而創業所要具備的行銷管理、法律知識、人脈建立反而是文組人更具優勢。此外對於AI科技，大謙也語帶保留。他認為就現階段而言，創意發想仍然是AI的硬傷，要取代人類還有很長一段路，「我請AI想的企劃都很過時且難笑」。大謙認為論幽默程度，機器還是遠不如人類。因此他覺得文組生大可不必焦慮，把AI當作整理資料、輔助自己的工具即可。說到底，大謙表示任何科系在出社會後的起跑點都差不多，重點還是在有沒有辦法將自己的專業與未來市場媒合。   未來創作趨勢：任何表現形式都有市場           關於未來趨勢的觀察，大謙有許多獨到見解。影音方面，近年短影音創作如日中天，大謙也從客戶喜好的改變第一時間察覺。但同時他也認為如今的串流平台是分眾市場，長短影片各自會有自己的擁護者，像大謙吃飯就一定是要配長影片，短影音過快的節奏會令他食不下嚥。同時他也透露短影音雖然通常製作成本較低、廣告效益相對划算，但高預算的短影音市場依舊存在，只能說「要難還是可以很難」。             大謙舉的例子是他與彥儒一起經營的頻道「什麼意思」。相較於他自己頻道的影片通常需要大量的前置企劃，「什麼意思」靠的是即興發揮，看點是在兩人實際互動迸出的笑果。講求清楚簡單的大謙本來也不習慣此頻道相較誇張斗大的標題設計，但後台數據顯示流量意外不錯，可見真的是各有各的市場。關於創作型式，大謙也分享一個有趣的感想。在他就讀廣電系大一時，有一堂基礎影音課程的作業是以PPT製作動畫，當時許多同學都嗤之以鼻，認為形式過時。沒想到去年爆紅的「山道猴子的一生」其實就是以這種再陽春不過的方式作成，「可見任何形式的東西，只要你做得好都有會有這個市場」，大謙有感而發。   少看酸民，多看作品，擴大你的眼界與道路             即便大謙以毒舌反擊酸民聞名，但隨著社群平台愈來愈多，不免還是令人好奇他是如何面對排山倒海的好壞聲音。大謙苦笑表示，看到負評一定會有情緒波動，不過比起難過更多是生氣，覺得對方根本沒看懂，但現在包袱多了，不再像從前能隨心所欲反擊，因此很多時候只能學習自己消化。大謙整理出的三個方法是：少看、同理、創作。大謙奉勸創作者真的別海巡自虐，不主動看評論，心情會好很多。同理則是轉念，想著自己也是會有忍不住批評他人的時候，意見不同是多元社會再正常不過的事。創作是大謙很喜歡的抒發方式，不管是唱歌、拍片，都能將負面情緒轉化成很特別的成果。           最後我問大謙想給新手創作者的建議，他表示除了攝影、剪輯這些基本功，關鍵的還是「多看」。不要只看自己熟悉的領域、多看別種形式、其他族群、不同國家的作品，唯有擴大視野，你的創作才會增加更多可能性。談起新手時期的茫然，我讓大謙假設，若能和當年那位新手的自己對話會說些甚麼?大謙想了一想，肯定地回答：「要他相信自己」，我會這樣告訴他。你現在做的事是對的，你可能會徬徨、可能會懷疑自己，但你正走的路，在未來是很有發展機會的。大謙說完也笑著說，其實我更想叫他把握青春啦，但又怕他太放縱自己!               從徬徨到自信，大謙擁有獨特創意，也具備高效率的企劃執行力，一路上創造出許多充滿笑料又深具人文關懷的影音作品。他希望透過自己的經驗分享能讓政大的學弟妹從中找到一些共鳴與同理，轉化為受用的養分，勇敢且踏實地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別著急，用自己腳步體驗世界 —— 專訪「里長姊」林燕玲   文｜黃淑珺         猶記去年藍天白雲的夏日午後，我前往里長辦公室拜訪燕玲學姊的路上風景。搭公車抵達位於新店區的百福里，經過面對大路的商店，轉進巷子就看見保留至少三十年老公寓，圓頂窗戶、流水小圳實在可愛。眼前的道路、小巷整潔乾淨，愉悅地在社區慢步欣賞老公寓建築。林燕玲學姊七歲就搬進社區生活成長，如今成為「里長姊」。雖生命歷程轉折甚多，卻不曾想有這麼一日投入公眾服務。初遇燕玲學姊是在廣電係畢業三十週年系友回娘家活動，學姊分享她從專注照顧小孩的家庭主婦，轉身參政成為「里長姊」的經歷。藉著訪談讓我有機會一探里長的工作與日常生活，以及學姊在廣電系畢業後經歷人生道路抉擇與轉換的過程。   里長日常生活就是工作       所謂「里長辦公室」原來就「里長姊」的家，生活與工作空間幾乎無法分開，辦公空間旁邊就是照顧年邁父親的起居室與生活空間。燕玲學姊說道，這個工作基本沒有上下班時間，每日睜開眼睛就是上班，閉上眼睛才是休息。說到里長工作的核心，簡單說是路平、燈亮和溝通三大項，但其實是社區裡的日常生活細節。她分享在社區裡對環境問題較為費心，如亂丟垃圾、路霸、噪音也是里民經常反映的問題。因此對她來說，與里民溝通與互動是重要的部分。她開玩笑說，為此她經常得像農夫巡視稻田般，在社區裡走動觀察，累積不少有趣小故事；譬如協助里民將掉進水溝裡的手錶撿起來、小朋友鑰匙圈弄丟等。這反映「里長姊」工作與日常無法分割的一面。      百福里是個不小的里區，里民大概有三千人；以里區事務管理的角度而言算是適中尚能負擔的程度。燕玲學姊說到，都會型社區並不如鄉村型社區環境，鄰里能夠每日碰面打招呼，到了她們這一代的居民即使是長居於此也未必會認識彼此，因此社交媒體也是重要的互動工具，其中Line 和臉書是燕玲學姊與團隊共同經營。翻閱「里長姊」臉書會發現追蹤人數約兩千，line群組也有四百多人；在通知里區事務與活動的消息都透過這兩個管道流傳。這些溝通管理都是里長的工作之一。學姊笑著說，這麼錢少事多的工作，也就有離家近這個優點。那燕玲學姊又是怎麼踏上參選里長之路？   父親與貓：參選里長是為了給菩薩還願         關於參選里長，是人生的一條岔口，完全在預料之外的決定，那時候生活出現巨大轉折。燕玲學姊分享第一次決定參選里長的決定，使她鼓起勇氣的動力是老父和貓咪。當時父親病重昏迷，她曾暗自向菩薩許願，只要父親甦醒好轉就盡己身之力從事公眾服務。其後不久，父親的病情竟是奇蹟般好轉，如今父親仍在身側。在我們談話之間，學姊邊應付不間斷的工作電話，身旁也有位外籍看護姊姊幫忙照料父親。我想這是離家近的優點。除了還願，燕玲學姊說起心動念參選里長有部分受到中壢一位里長啟發，偶然從新聞看到里長在社區帶頭實現為浪貓結紮的計畫。作為愛貓人士，與友人閒聊時忽有所感，選里長有何不可。適逢2018年村里長改選，在友人的鼓勵下，學姊決定獨立參選。回顧當時，燕玲學姊直言對里長的工作、公共事務毫無概念；但似乎帶著冥冥中注定的命運，她說，當時向神明筊杯得到聖筊就鼓起勇氣嘗試參選。而當時里長已經連任三十二年，所以也想嘗試是否能夠為社區帶來新的氣息。在第一次競選里長的過程，學姊堅持自身的信念用環保選舉的方式進行，不成立競選總部、不懸掛旗幟、不租用宣傳車廣播造勢擾民，只靠著在社區裡、街道上發傳單，只花費一萬一千多元當選里長。這在新店區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她就這樣投入里長工作至今。         競選里長是個充滿挑戰的學習過程，接觸完全陌生的領域。燕玲學姊說，當時候就拼著一股堅持和不害怕的一股勁。在沒有助選團隊的情況下，她早在半年前開始每日都到社區裡走動、發傳單，聆聽里民的意見和需要。在這個過程裡她發現有些社區的環境問題隱藏在日常生活裡，如果忽視不管就會積累，譬如垃圾的問題。因此接任里長後，她就開始著手想辦法處理。學姊說道，社區張貼公告有效久而久之居民就會維護社區環境，一開始人們不在意社區垃圾與髒亂，是以為沒人在意，就如破窗效應。如今大部分時候社區街道都一定程度上維持整潔與不髒亂的情況是經營多年的結果。   從廣電系到法律領域            燕玲學姊在廣電系畢業後並未踏進傳播領域，而是在婚後多年從事地政士，並與律師合作經營法律事務所。她在系友回娘家活動曾分享，在填鴨式教育下成長，那更是箝制思想的威權時代，當時年輕人並不被鼓勵要探索自我。因此大學畢業後並沒有進入傳播領域工作，也不清楚自己想要做什麼；在結婚生子後，為了工作與生活平衡也就更不考慮傳播性質的工作。後來在朋友的提議下，到輔仁大學進修法律，才發現法律並非一般想像那般枯燥乏味，更找到事業發展的道路。學姊說道，進修法律時大部分是在職人士，藉此認識不同領域的同儕如醫生，瞭解法律知識在日常生活或不同領域之必要。從廣電系到法律系，打開了不同視野瞭解人生有其他選擇的可能，也對如今參與公共事務有極大幫助。           在考上代書執照後，以地政士事務所獨立開業，其後與律師合夥共創法律事務所。學姊執行代書工作多年，雖然多為土地產權相關事務，但也瞭解到有些民眾受教育程度不高，無法處理文書與法律事務。因此在當選里長後，運用自身法律知識與專業背景，提供社區里民協助，律師夥伴也會不定期到社區進行免費的法律諮詢與援助。說到此學姊分享一般里民可能遇到婚姻關係、遺產分配等家事糾紛，就能夠找到辦公室提供協助。跨學科的學習經驗與工作，也讓她在區公所擔任調解委員時幫助許多，不僅有法律知識的保護也比一般人瞭解溝通的技巧與藝術；而這些是經由長時間的生命經歷累積來的。           當然里長也並非表面看來那麼簡單，學姊說到即使里長工作看似簡單，但有時候要去面對許多衝突和糾紛，而「里長姊」認為最重要的特質是耐心。在人與人的互動過程，雖然是需要服務的里民，但大部分時候是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因著某些事件而碰見；如何在短時間內獲得對方信任，接受善意並願意溝通往往是最大的挑戰。問及任期四五年以來，碰過最難處理的事件。學姊毫不避諱地說起發生過美河市居民抗議與圍堵行動，居民與建商發生衝突，而作為里長要去解圍和化解衝突的經驗。學姊也坦言有些事情有些里長不太願意觸碰，因為會產生許多衝突。但面對到的話，還是得要進行溝通。   「里長姊」的社區小故事         說到公眾事務，燕玲學姊表示在廣電系學習到廣告、宣傳相關提供不少幫助，尤其是成立「百福里愛心認養小棧」。談起毛小孩，燕玲學姊忍不住侃侃而談起成為「貓友」都會經歷一個共同的過程；也就是剛開始在家裡養貓，接著就會在社區裡餵養浪貓、為浪貓結紮。也就是這個經驗使得她在當選里長後，推動與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合作，成立「愛心認養小棧」協助動物之家的動物認養。分享她最開心的經驗是幫助一隻二指的畸形胡克貓找到領養主，也就是透過一篇有趣的文稿、照片為毛小孩找到新的家。認養小棧不只協助認養，也能有效解決社區流浪貓不斷增多問題，與里民共同照顧貓。         在學姊的臉書也會發現「里長姊」主辦各種活動，鼓勵里民參與；其中包括二手舊物認養活動如「你的舊愛我的新歡，以領養代替購買」這樣的宣導文案。學姊說道，結合中秋節、端午節的大型節慶活動，透過遊戲的方式，不僅宣導舊物回收延續物品的使用壽命，其實也是促進里民之間的互動。剛接任里長時，里民都完全不熟悉，如今走在路上隨時都能與里民寒暄招呼。此外，學姊承續前任里長建立起來的夜間巡邏隊，結合社區之中有熱忱的志工無籌每日夜晚到社群各個角落巡邏。由於隊員都不像警察經過專業訓練，不會佩帶防身武器或警棍，也沒有執法權力；因此巡邏隊僅是上過民防課程，在夜晚巡視提供社區里民安心的作用，譬如大門沒關、車鑰匙忘拿等情況，或有較少的情況是遇到火災協助交通指揮與通報。學姊熟練地分享「里長姊」日常工作，可見她投入其中。   「別急，我五十歲才找到自己喜歡的方向。」       距離大學畢業三十年，學姊回顧廣電系四年的收穫，是認識了一群個性與眾不同的同學，而與這些人相處對人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無論當時是開心或是難過。而這個世代就讀傳播或廣電的大學生，面對現下媒體產業的多元，雖然看似發展出路變得更多，但也可能會不知道要如何選擇，更多時候會產生迷惘。學姊坦然地說道，自己也是到了五十歲後才找到真正喜歡方向。想要告訴學弟妹，不用著急。二十幾歲畢業不一定會找到自己想要的路或做的事，也可能不會一輩子在同一個領域發展。雖然無法避免地會產生焦躁感，就像她鼓勵兩個兒子多做不同的嘗試，也想要鼓勵學弟妹勇敢地體驗這個世界。只有經歷以後，才會知道怎麼做出不同的選擇。   訪談於2023年7月 新北市百福里

【照片拍攝／黃薇心；文／黃薇心】 游艾喆第一次離家，沒過多久就想回家了。 兩個小時的車程不遠，但無論是什麼地方，只要不是家，就是遠方。火車駛離東澳部落，客運開離羅東向北，把游艾喆帶到遠方的能仁家商，那個擁有籃球夢的孩子都夢寐以求的地方。 每到禮拜天，能仁會放「散步假」，顧名思義是，時間只夠用來散步的假，也就是從練完球後的中午放到晚上；擁有籃球夢的孩子一開始和隊友們還不熟悉，所以游艾喆回家，在那短短的八小時，回到羅東，再回到東澳，然後離開東澳，回到台北。實際上就只能在家坐兩小時，但他還是想回家。「高一的時候一次而已。」後來游艾喆和能仁的隊友們漸漸熟悉，其中也有很多東部原住民來讀書的孩子，所以游艾喆不再這麼常（這麼短）地回家了。但這片 Iyu 的土地，是種在他心裡面的。 游艾喆是幸運的 Iyu（伊祐）是泰雅族語的金線蓮，也是游艾喆的家鄉、東澳這個地方的舊地名。據說祖先們就是吃太多金線蓮，所以痛風，關節腫得像球一樣，動不動就痛，「所以大家都叫我們『馬鬼村』。」在馬鬼村，有一個抓飛魚的文化。其實飛魚祭典並非泰雅族的傳統，但東澳這個地方暑假的時候剛好有 Dobiyo，也就是飛魚，所以大家也叫這裡「飛魚村」。「飛魚季的時候，有時候就不太想回家。」游艾喆笑著說，補飛魚很累，早上五、六點就出發，一直忙到晚上八、九點，全村出動。 在這個小部落有兩個風雨球場，部落的人都很喜歡打球。小時候，爸爸和姨丈會帶著游艾喆和哥哥，不是去跑步就是去打球。球場的籃筐對小朋友來說太高太遠了，小小的游艾喆沒有力氣打到正常的籃板，球就變成一顆太重的心，用力拋給世界卻被漏接。後來，球場的兩邊開始放上給國小生的筐，然後那裡成了游艾喆與哥哥的天下。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籃球。」 弟弟總是會模仿哥哥，所以當游艾喆看到哥哥很喜歡，他也就喜歡上了籃球，然後一直打到現在。哥哥成為游艾喆的偶像，「我要幹掉哥哥」小小的游艾喆說。 游艾喆第一次贏球，是小學四年級時，加入學校球隊。其實在小部落裡，大家都很喜歡打球，但不是每一個喜歡打球的人，都能成為游艾喆。 其實部落裡滿多人熱愛籃球，也都滿會打球的，包括他兩個也在打球的表弟，但他們因為一些機緣而沒被看見，所以就沒繼續打下去，無法成為職業球員。 「看著他們，我覺得我真的很幸運。」 首先是家庭因素。身在部落，有些家庭比較辛苦，爸媽會希望他們盡快去工作，早點賺錢養家，所以高中讀完就沒讀了；也有人變成職業軍人，所以他們沒辦法一直去從事這些他們喜歡的運動。面對這麼累的訓練而仍舊沒被看見，同儕可能會一起墮落，覺得為什麼自己需要堅持？「他們其實喜歡，只是缺少動力，然後也沒被看見。」游艾喆說。 其實比起很多人，游艾喆是幸運的。他自己也知道，能夠找到一份自己真心喜歡的東西，實踐自己的夢想，然後用此賺到錢來養活自己；可以在這麼多人面前打球，背後有那麼多支持者，真的非常、非常幸運。「所以就算我有過想放棄的想法，那也是一順間閃過的念頭而以，不會一直佔據心中，」游艾喆說，挫折很正常。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籃球」游艾喆說。所以他能堅持。好不容易才到今天，「憑什麼放棄呢？」 最痛的不是受傷，是不能打球 游艾喆的爸爸是警察，上班時間很不固定，有時候凌晨四點上班，下午四點才回家，但他只要一回家，就一定會去看游艾喆比賽──他會直接開車上台北，再開回家，不論多忙都會去看游艾喆比賽。 游艾喆的媽媽則是社工，樂於助人。部落小小的，基本上每戶人家她都認識，所以只要誰有什麼困難，她都會第一時間去幫忙；有媽媽這樣的好人，讓游艾喆也很努力，想要成為更好的人。 打球時當然不能分心看觀眾席，但只要在賽前看到爸媽填滿了那個空位，打球的心就安定下來了。 但球員受傷是難免。 游艾喆最痛的一次受傷，是高二的時候。 骨裂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持續好一陣子的疲勞性累積。關於細緻的感受其實已經很模糊了，游艾喆只記得，那時候練球已經痛了很久，但他以為只是一般的運動傷害，又加上沒時間看病，所以就繼續撐。「雖然會痛，但練完正常走路又不會痛」所以游艾喆一直覺得自己還可以練球、還可以比賽。 開刀的消息是晴天霹靂的。對游艾喆而言，最痛的不是物理上的受傷，而是心理上的，剛好那時候又是賽季，看著隊友們在球場上奮鬥，自己卻幫不上任何忙，復健的心累就像在心上爬滿密密麻麻的螞蟻，流成一道黑色的河。 一家七口的「七號球衣」 對游艾喆而言，「七」這個數字不只是 lucky seven。 七是他的家。 游艾喆家裡有七個人──爸爸、媽媽、以及五個孩子，除了一起打球的兄弟，游艾喆還有兩個姊姊。對游艾喆而言，「七」就是他的一家七口。除此之外，家人們會在禮拜天上教會，那也是「七」，所以「七號」就成為了游艾喆。 高中的時候，球衣只有四到十五號可以選，從前還是學弟的時候，游艾喆只能選別人選剩的球號，所以都選不到七號。高三學長畢業後，游艾喆終於選到七號了，一直到大學，有零到九十九的球號可以選，游艾喆就一直是七號球員。 幹掉自己的哥哥 「如果沒有哥哥，我就不會打球了。」 兩人其實很少會在球場遇到，因為他們差三歲──哥哥高一時游艾喆國一，哥哥大一時游艾喆高一。 雖然哥哥是游艾喆的偶像，但後來因為很多原因而沒有成為職業球員；雖然哥哥不打球了，但他會開導游艾喆，跟他聊籃球的事情、給他方向。 他們互相陪伴，一起成長，成為彼此的隊友與敵手。 有一天，哥哥終於在 Instagram 上發文──弟弟幹掉我了。 後來，游艾喆被稱為最稱職的綠葉，UBA 最強後衛。高中教練說他只愛傳球，不愛得分；大學三年，他的出手次數下降，命中率提升。他說，自己之所以這樣小心謹慎，是因為隊上命中率高的人很多，所以他覺得可以做好自己更擅長的事，其他人也可以做他們更擅長的事，就不會強求說自己一定要怎麼樣，讓每個人發揮所長。 心中一直有一個祂 高中 HBL 比賽時，游艾喆偕父母出場，比的就是天主教的十字架手勢。 宗教的支持對游艾喆非常重要。 上台北後，因為繁忙練球，游艾喆沒有辦法常常上教會，只有六日回宜蘭才會；「這其實有影響到我」游艾著說，所以他每天睡前會給自己一段時間禱告，跟主稍微回顧自己最近發生的事情、遇到的問題，去思考未來的事情、讓自己靜下來，提醒自己平常心去面對這些困難，也建立心理準備，讓他覺得自己做得到，因為受祂帶領。 雖然大學生活越來越繁忙，但游艾喆跟主的關係並未隨著時間改變，心裡一直有一個祂；就算生活繁忙沒有時間，游艾喆也不想跟主完全脫離，過著沒有信仰的生活，所以他才在每天晚上花時間去禱告。 在廣電系的生活 游艾喆當初會選擇政大廣電系，而不是其他球員能選擇的外交或民族系，是因為他覺得傳播學院的課程比較實用。比起影視，他對聲音更敏銳，例如他很喜歡廣播節目製作的課程，在這堂課裡，他認識了很有經驗的金鐘獎大學姐，帶領組員們彼此切磋琢磨，他也喜歡新媒體與創業這堂課，覺得所學可以應用在未來發展，跟自己的生涯結合。 若是未來有機會，游艾喆想利用在廣電系所學，做自己的 podcast 節目，而這也是絕對可行的，因為球員平均只能打球到 35 歲，那之後的退休生涯就要自己再另外發掘，不論是擔任教練云云，所以游艾喆才會希望自己能就讀廣電系，學習相關知識，製作跟籃球知識有關的 podcast 分享給大家。 游艾喆希望，無論是打籃球與否，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熱愛的事情並全力以赴，就算過程中可能會跌倒，但願意讓自己受傷的人，都是最勇敢的人。

【照片提供／江麗梅；文／黃薇心】 在木柵劇場，各種探索與體驗 大學那年，江麗梅跟傳播學院的同學們創了一個劇團。劇團叫「麥高芬」。關於劇團要叫什麼，江麗梅其實沒什麼想法，「是那些厲害的人取的」──她口中厲害的人，包括李豐博學長、梁弘儒以及後來得到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提名的編劇何昕明。 她的大學消磨在不見天日的地方。政大傳院劇場的副控室一直都是她心目中齊全萬能的副控室，那裡有一整櫃的黑膠碟片，一整櫃大學生的夢，在黑暗中搪塞浪漫主義大學生的理想與虛無。映入眼簾的文藝電影，是楚浮的「四百擊」、柏格曼的野草莓、格林那威的「廚師、大盜，他的太太，她的情人」；還沒褪色的鮮紅座椅像海一樣淹沒劇場，在蓬鬆的夢被現實浸濕而消融以前，他們的眼睛在黑暗中反射投影機的光束。 他們大笑，他們大哭，他們請賴聲川表演工作坊的演員老師來上課、請人教他們化妝，學習扮演不知名的戲碼，練習成為一個不是自己的角色──演員、舞監，一齣關於衣櫃的、忘了叫什麼的戲。他們躺在舞台的黑膠地板上，把發光的 Leko 跟 Par 當作星星，把黑盒子當作真實。 「在暗房待到凌晨，還是沖不出反差。」第一次進暗房，江麗梅的照片怎麼樣都沖不好。成像以前不能見光，在無明而悶熱的世界裡，一切只能去感覺。用手去感覺底片是否卷在正確的位置，用時間去顯影，用黑夜把青春的切片換成一張又一張失敗的照片。然後走出系館，回到充滿聲光效果的世界，攝影成為江麗梅看世界的方式。 在台北敦南誠品，學會做事 「我第一次看到李安。」 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敦南誠品，是新時代下文藝青年思想的溫床，也是江麗梅的。 從廣電系畢業後，江麗梅先做幾年的電視節目後因緣際會到誠品做活動行銷。她辦誠品講堂，每週二到五有不同主題的講座，從文學、建築、到電影；從誠品講堂，到合辦電影節，那是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時代，江麗梅在誠品見證了哈利波特首集的出版與發表，也曾在萬頭攢動中掛著工作人員的吊牌，親炙許多電影大師，包括第一次看到李安導演被遮住一半的側臉。 在誠品，她也曾邀請知名的藍祖蔚、聞天祥擔任講師，策畫電影系列講堂內容。白天她在誠品做活動企劃，見一個又一個的人，讓每個齒輪能順利扣接並運轉，讓鍊條能順利地轉動一場又一場活動，下班後她用買到的金馬套票劃位，看一場又一場的電影，很過癮。 在誠品畫廊，她看過蔡國強的爆破，見過江賢二的潑灑，一場又一場的電影節，講座、展覽，她培養了美感；雖然只是小職員，但她見證了誠品創辦人吳清友先生對細節的執著、對美感的雕磨。在誠品，她學會專業做事，累積活動實務經驗。 後來，敦南誠品歇業了，人們蔓延在電影座談會與發表會的台灣新浪潮褪去了，江麗梅離開文化傳播的工作了，但誠品的一切，都是她的濫觴。 在台北 HP，迎來慢 10 年的出國進修 江麗梅從沒想過自己會進入科技業，因為她打了一盞燈。 在誠品工作時，有一次她負責由 HP 贊助的一個攝影展；在展場她因為幫 HP 大尺寸繪圖機調整了燈光而被賞識，被問要不要去 HP 工作。 就這樣，江麗梅進了 HP，待了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一年半。 每一天，江麗梅都想辭職。 她聽不懂專業術語。其實也不是聽不懂，只是她不懂科技界同事們為什麼總是只在 Market Share、Meet the quota、進銷存中打轉。「他們講中文我也聽不懂，講英文我更聽不懂。」江麗梅說。她的生命力在這裡被扼殺了，像是一直都信奉緣分地跟隨海潮，卻被擱淺在險惡的海灣。直到某天被 PM 交代要辦一場 Fashion Show，她彷彿活過來了，「辦活動是我拿手的事啊！」她不喜歡冠冕堂皇的教條，她會變魔法，她會說故事，她擅長協調與溝通，從無到有地讓人們沈浸其中。 Fashion Show 後，她還是從 HP 畢業了，帶著從這裡得到的資源與被洗亮的眼睛，到英國攻讀活動管理的碩士。 「我做什麼事都晚別人十年，讀書也是。」她說。但她不追不趕、不急不徐的走著，用自己的步調、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重視語言，因為這是幫你睜開世界一雙眼睛。儘管世界有時會排山倒海地朝你襲來，儘管長大有時候是用很粗暴的方式把你撕裂，無論如何還是要說話，用不同的語言，體驗不同的人生。 她喜歡讀書，但不是一直唸書。有人說，你就是你所走過的路、讀過的書，因為每一本書都是一個宇宙，即便是剎那，隕石的撞擊都會讓世界如此不同。 為燃燒而燃燒只會成為死灰。雖然充滿理想地燃燒也會。但在抵達生命的共同終點以前，你自焚的方式會讓你發出不同的光。你可以為了過世俗所謂更好的生活而做著不喜歡的工作，也可以討厭著自己但熱愛著自己所喜歡的事情；你可以走上不同的路、成為不同的樣子，但還是同一個人──一個心靈剔透，對生命熱忱閃爍的人。你要記得。 岔路口，上海與台東之間 每段英雄旅程都會有轉折──主角要迷失。 從英國回來後，陸續在誠品的信義旗艦店與松德策略行銷處重新建立誠品會員制度，又工作了幾年，從前在敦南誠品的主管問江麗梅想不想去上海。「去上海工作。」江麗梅說，大家當然都想去上海工作。 就在她訂好飛上海單程機票的前五天，另一個緣份出現了。 2011年初，「一位在誠品認識的出版界朋友問我，可不可以去亞都麗緻飯店嚴長壽總裁剛成立的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他們很需要有活動經驗的幫手。」 從小在台北長大、讀書、工作的江麗梅，面對來自非營利組織工作的邀請，她困惑了。多數人都會想去上海大城市賺取高薪、累積人脈、擴展視野，誰會想去非營利組織啊？ 主角在舒適圈裡迷失，才能看見新的世界──這片未曾想像的土地在召喚她。 江麗梅與家人商量後，決定留在台灣，跟著嚴總裁一起做公益事業，剛開始主要負責 Summer Camp，美國 ETA4 與台灣大專院校的志工，搭上前往台東的火車，服務偏鄉的原住民孩童。同一年，嚴總裁因緣際會決定接管當時位於台東的均一中小學，原本計畫外派一年協助學校的轉型，沒想到一轉眼，已經外派在台東工作 13 年了。 在台東，跟著嚴長壽身邊學做人 享受單身的江麗梅，成為偏鄉原民孩子的家人。 自嚴長壽董事長接管學校後，經過多年的努力均一已經成為一所國際教育實驗學校，從國小部推行華德福教育，國、高中留有 ⅓ 名額給花東家庭經濟弱勢的原住民孩子，她幾乎認得每一屆的每個學生，在走廊上叫得出每一個人的名字。她記得的不只是形體或印象，哪個孩子的頭髮長短、歌聲嘹亮、眼睛深邃，更因為她到訪過每一孩子的家庭，知道孩子原生家庭的狀況與曾遭受過的辛苦，因此，希望集結教育資源，幫助孩子們有機會透過教育改變自己的未來。 她不只成為學生的家人，也是學校老師的家人。「董事長特助的工作很龐雜，要處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會認識每一個人」所以學校有老師車禍，江麗梅除了很快陪同董事長、校長到醫院探視外，江麗梅還會在第一時間打理幕後聯繫醫院事宜。 現在她也同時擔任畫家江賢二藝術文化基金會的推廣工作，「也是緣份，以前在誠品畫廊的時候，有機會看過江老師的作品。」在時間的巨流下，她從不介意任何命運的拍打，於是成為一塊蘊藏豐富能量的圓石，讓不同的人變得更滑順；從不在意付出多過獲得，因為她的付出就是她的獲得。 「因為可以讓人變得更好。」江麗梅的眼光轉轉，好像生命中的每一份境遇都匯流到此刻，讓她閃爍。 塵埃的偉大 我覺得妳的一生好像就是在默默地不同的大人物背後，像吳清友啊、嚴長壽啊、江賢二啊，「甘願嗎？」我看著江麗梅。 但女人的一生好像就是不問值不值得。 如果要出版一本優秀男性的自傳，故事的源頭會從他哪裡出生開始寫，但你不曾在乎眼前一個中年女性是在哪裡出生長大，因為女人的命是牽著她的孩子，依著她的老公。就像商業週刊在乎的是嚴長壽而不是他的特助，是吳清友而不是他的行銷人員。 而我眼中的江麗梅是這樣一個女性：在事業應該有成的中年，選擇快樂單身，沒有在年過三十後定下來，漂泊在不同機遇間，當著別人的助手。這樣的小人物，與其說像結構裡的小螺絲釘，不如說是塵埃。 但她告訴我，她在這些大人物身上看見了光。 「我學到很多。在嚴長壽先生與吳清友先生身邊，雖然我只是一個小職員，但看著他們如何對待別人、如何處理事情，我才真正學會成為一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我腦中浮現一個畫面──在座椅鮮紅像海的劇場裡，有一群創立劇團的大學生捲動著文藝電影的膠片；他們的眼睛在黑暗中反射投影機的光束，光束裡灰塵在跳舞。 後記：學姊好書分享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的《第二座山》（The Second Mountaion）。 這十多年在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與學習，放下自我，貢獻社會，正呼應著作者描述的第二座山的生命價值與意義，也分享給學弟妹。

【照片提供／吳季恩；文／陳姿樺】 一年前訪問吳季恩時，中國導演魏書鈞的作品《野馬分鬃》正好剛於台灣上映，訪談時吳季恩主動提起這部電影：「很好看，妳可以去看看。」 故事啟發自魏書鈞的大學生活，主角阿坤是影視學院錄音系的學生，在片場混久了總覺得自己「有料」，外人看來卻比較像是個不可一世的年輕人；生活諸事不順而心仍有所理想，像是電影中那輛二手吉普車破爛不堪，但他依舊相信它能載著他抵達內蒙古的那片草原，那裡會有答案。 不知道是巧合抑或是個人腦補，片裡的阿坤、現實中的魏書鈞，與眼前的吳季恩，似乎有某些關聯存在。都是廣電系所出身之外，魏書鈞與吳季恩年齡相仿；而總覺得自己有些什麼、卻又對生活充滿無力的阿坤，或許也恰恰反映了不只是吳季恩，也是某種年輕創作者的縮影。 成為導演這件事 吳季恩是真的有一些什麼的。 2013 年畢業於政大廣電系，而後就讀北藝大電影創作學系研究所。大學畢業製作《救命》獲得 2013 年台北電影獎最佳短片，2016 年以《翔翼》入選溫哥華國際影展，2019 年則參與編劇《天橋上的魔術師》，並入圍第 56 屆金鐘獎戲劇節目編劇獎。 而這一切的起點，是國高中在所謂的「好班」與補習班度過的他，暗自希望大學可以不用再唸書，於是廣電系成為一個選項。至於真的做出選擇，大概是當時看了《九降風》，「我第一次看到螢幕上的主角跟自己講話一模一樣、擁有類似的情緒。」故事背景同在新竹，主角設定同為高中生，甚至劇情也包含他喜歡的中華職棒。吳季恩第一次發現，原來電影能夠這麼靠近人生。 進入大學後，吳季恩如預期地，沒花太多時間在教科書上；不如預期的是，他還是看了不少書，多半是老師在課堂上推薦的小説與延伸作品，也時常進戲院、跑影展。那時他根本也沒想過要當導演，「就覺得創造一個東西好像蠻有趣的，也是當初很幸運考得很好啦。」 他説自己是一個幸運的人——高中功課很爛卻意外考上政大、開始拍片然後在課堂上遇見易智言導演、廖慶松剪接師，畢業製作甚至拿下了台北電影獎。「小時候在藝文類的任何領域，我的表現都很糟糕。」不會音樂、不會畫畫，但在拍片上他好像幸運地找到了著力點，「我不用真的去碰攝影機或是美術陳設，但是我知道腦海裡的畫面怎麽做會比較好，再請別人幫我呈現出來。」 從《怪罪》到《救命》，在校期間拍攝的短片或得不錯迴響，旁人説他有天份，他也發覺自己在這件事上特別專注，「那個學期要做這個作品，我好像整個學期都只想著這件事。」拍片、當導演，不只是能走的路，更是想走的路。 追著胡蘿蔔跑的兔子 「那時候真的很膨脹，會覺得我好像三十歲之前就可以拍（長片）電影了。」大學畢業就拿獎，後來的作品也時常入圍，而當年和他一起參加金馬電影學院的陳哲藝，甚至隔年就拿到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有一天，應該也會輪到自己吧？ 一晃眼，距離上次站上北影舞台，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進入社會後，吳季恩突然發現，比起知名導演，自己更多時候是影視圈中一顆小螺絲釘般的存在——幫別人寫劇本，有時也拍廣告，或是接案當當副導；沒有接案的日子，也曾經拮据到去服飾店當派遣工。 那時的工作，不外乎是被要求清掃貨架上的灰塵，結果發現灰塵只會掉到其他的襪子上；被通知去倉儲整理，才知道是成堆的紙箱沒按照大小排放，所以得一一重新堆疊⋯⋯他始終無法理解這些工作的意義，那些困惑併著打工完的腰痛形成某種絕望，「 我記得那幾天下床都很痛苦，那時候覺得我真的是個廢物，連這種工都打不了，如果我在影視業也不能繼續下去、連我自己擅長的東西都做不了，該怎麼辦？」 我問他，沒想過要放棄嗎？吳季恩説自己並不擁有這個選項，好像要有別處能去才能談要不要放棄，但他沒有別的地方能去了。「如果不做影視業，我有什麼東西可以維生？或是如果不做影視業，我是怎麼樣的人？我完全想不到。」 像是一隻不停追著眼前胡蘿蔔的兔子，「你一直在往前跑，但這個胡蘿蔔如果掉下來或是再也吃不到，你可能跑到一個沙漠都不知道，那時候就來不及了。」好像沒有別條路可以跑，但眼前這條路繼續跑下去會是好的嗎？會有結果嗎？他還沒有答案。 但吳季恩可能真的是個幸運的人吧。他笑説每當覺得自己快要以台北車站東三門為家的時候，總是突然就有案子進來了，就像那時被楊雅喆找去參與《天橋上的魔術師》的編劇工作，「還好有遇到他，他拉了我一把，那接下來我就要很努力地做電影，至少不要愧對之前發生的這些事情。」 持續拍片、當導演，然後創作出自己的長片作品，離這樣的胡蘿蔔還有一些距離，但既然沒有別條路去，那就不要愧對一路以來的幸運，繼續往前跑看看吧。 長出一片草原 訪談時，吳季恩説到他正在著手自己第一部長片的劇本；而今年，已經能看到這部劇本入選高雄編劇駐市計畫，叫做《雞翅》。他確實又前進了一些。 想起那時我們聊到創作，他拋出問題：是想要成為一個怎麼樣的創作者，或是單純想著要創作出怎麼樣的作品？ 「我一開始我覺得我應該是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想要成為厲害的導演，但我不知道那些厲害導演的內容物是什麼，然後這個東西好像支撐我很久。但是遇到不如意的時候你會發現，我可能不是侯導、我可能不是楊德昌⋯⋯那時候就覺得很緊張，但後來慢慢覺得，專注在我想要創作出什麼東西就好了。」 創作者的內心總是有各種靈魂拷問，要不要繼續創作？不創作的話還能做什麼？要創作的話能不能成為自己心中嚮往的那些導演？諸如此類的問題大概不會有結束的一天，但至少此時此刻他知道，他無法成為侯孝賢，也無法成為楊德昌，他只能成為創造出自己心中所想的吳季恩。 從前些年拍攝的短片《田中的紅旗幟》、《赤島》，感覺得到他對政治相關主題的關注，於是結束後順路帶他去看看政大的連儂牆，也聽他談新劇本的構想與各種思考，記得他一講起來就滔滔不絕，眼神裡有即使辛苦卻依然正在發著的光。 「做這種工作的人，好像只要有一個篤定的東西在那邊的時候，眼前的路就變得很大條，因為一想到那個劇本，我突然就心裡一片祥和，像阿爾卑斯山的草原一樣。（笑）」 像《野馬分鬃》裡的阿坤夢想著抵達內蒙古的草原，吳季恩心裡也有一片草原。儘管他仍害怕路的盡頭其實是沙漠，但他還在路上。

【採訪撰稿／白欣平；攝影／黃文彬】 葛大為畢業於政大廣電系與廣電所，在學期間就進入唱片業實習，一待就在華語樂壇耕耘 20 多年的時光。他不僅負責音樂企劃，同時也是名資深的作詞人，如蔡健雅〈說到愛〉、徐佳瑩〈你敢不敢〉、張惠妹〈連名帶姓〉、陳奕迅〈我們〉的歌詞皆是出自他手。2021 年，葛大為更以田馥甄〈無人之曉〉奪得金曲最佳作詞人獎。本次將深入理解葛大為的創作心法，以及在這個串流當道的時代，音樂該如何製作才能抓住當今聽眾的耳朵。 好奇心是創作源頭，不要去麻痺感覺 談到創作，葛大為提到「感受」之必要，要成為一名好的創作者，便需要有細膩的感受力去觀察生活。他舉出不同城市的天空與空氣，顏色、高度與質地都存在著差異，而創作者正是要以好奇的眼睛，打開身體細胞感覺這一切，沈浸其中，並將這些感受仔細地整理，儲存到自己的創作資料庫內。若是安於單調的生活，感覺也將漸漸麻痺，為了保持感知新鮮活躍，需要適時向外拓展生活，讀書、看劇、到咖啡店聽旁人說話、前往一家沒吃過的餐廳、到異地旅行，都是葛大為擴增感受體驗，為創作資料庫增添素材的方法。每當要創作歌詞，他總會思考聚焦在何種感情與經驗上，接著搜尋自己的感受資料庫，提取符合主體的資料，然後加以輸出。 該如何寫出一首能觸及人心的歌詞，葛大為笑答「創作沒有容易的。」他說那樣的「難」在於創作無法說要就要，無法像工廠大量生產，也不像寫報告坐在桌前 8 小時就能有成果。有時感覺會忽然跑出來，就要趕緊記下來，但也有時想了老半天卻什麼都沒有。創作是如此困難又不穩定，但也正因從「無」經歷痛苦孕育創造出「有」的過程不易，成果才會如此珍貴，從中獲得的樂趣更是其他工作難以比擬的。 當一顆海膽，平衡感性與理性 創作者是那樣的細膩，無可避免地在生活中接收大量的情緒與訊息，但也因此容易暴露在脆弱與傷害中。對此，葛大為反而認為：「如果有那麼多的感性就需要相對的理性去照顧它，而不是保護敏銳不是把自己變不敏銳，這樣就寫不出來東西。」就像「海膽」一樣，以堅硬的理性外殼保護柔軟的感性，創作於是成形。每個創作者保護敏銳度的方法不同，有人喝酒、有人運動、有人旅行，葛大為則選擇算數讀、打手遊這類動用理性腦的活動，好讓感性腦得以短暫休息。他也提醒，每個人的個性不盡相同，不需要照著別人做，只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法。 串流音樂趨勢：單曲市場 提及對現今音樂產業的觀察，葛大為表示與自己過去的聆聽經驗確實不同。小時候因零用錢有限，能買的唱片不多，所以他也格外珍惜，不只詳閱每首歌的創作者與企劃，更把專輯非主打歌都聽得熟透。如今串流時代當道，聽眾可以自由選擇歌曲聆聽，導致大家可能只聽主打歌等特定歌曲，卻未必會接觸專輯的其他歌曲。於是，當前音樂產業自然而然轉向為單曲市場，不像從前可以用一張專輯十首歌講述概念，今日必須只用一首歌就把事情說好。儘管如此，葛大為說「變動」是這一行的常態，但不論怎麼變，聽音樂仍是一項被大眾所需要的娛樂，而流行音樂則反映當下的潮流與人們的集體意識，也因此創作永遠需要了解現今人們在想什麼、關心什麼，才能更有效地與大眾溝通。 訪談中，葛大為就像是個武林高人，多年修煉之下，無論是創作、音樂產業到如何平衡自我等各種問題，他總能精準的一招接著一招仔細回答，像純釀不摻半滴水。精實的功力不是一朝一夕練成，這是葛大為打從心裡對音樂的熱愛，與在音樂圈近 20 多年的磨練，一點點從經驗中慢慢累積而來。

【作者／周珉】 與唐德蓉學姊視訊訪談時，能看出學姊有些疲憊，接著學姊便帶著歉意說著自己身體不適，恐怕無法進行長時間的深談。但從應答中便可感受到，唐德蓉學姊早已熟讀訪綱且擬定回答，在訪談時更是盡己之力詳細地回覆了所有問題。而訪談結束後，學姊又捎來一封對於自己訪談時身體欠安的道歉信，並附上事先擬答的文字稿，也可從中看出唐德蓉學姊，作為主播與老師，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與使命。 －－－ 大學遇恩師點亮生命的光 剛進大學時，由於性格內向以及高中非傳統前三志願學校出身，唐德蓉時常感到惶恐與自卑，再加上廣電系許多課程需要在課堂上自我表達，擔心自己口才不佳的她更是備感壓力，而後便成為系上的獨行俠。與系上同學疏離，加上認為自己不如人的心理障礙，使得唐德蓉患上了暴食症，甚至因為心理狀況而時常翹課。 所幸，大二時遇到了生命中的恩師——關尚仁老師。關老師當年是廣播節目製作課程的授課教師，儘管那時唐德蓉在課程中因為身心狀況不佳，而在作業表現上不甚理想，關老師依然給了唐德蓉一個「恩典分數」。爾後，關尚仁老師成為唐德蓉的班導師，仍時不時會關心她，讓她感受到溫暖與支持。 唐德蓉之所以會回到政大授課，一部份也是受了關尚仁老師的啟發。唐德蓉畢業後進入新聞業擔任記者與主播，十七年後卸下主播的職稱，受到關老師鼓勵，她回到傳播學院的 EMA 繼續進修。之後擔任《基督教今日報》執行長一職，又因引薦回到政大廣電系教課。和關尚仁老師一樣，唐德蓉帶著在業界實務經驗回到學校，將多年來實務界的歷練傳授給學弟妹，更希望延續關尚仁老師的教育愛，協助每個學生走上人生中最好的道路。 新聞業正在轉型 唐德蓉在大三大四時就立定志向要往新聞業前進，選課自然也以相關課程為主。回憶當年，系上邀來主播張雅琴與李四端授課，她也在大四修習了張雅琴開設的「電視新聞製作」。課程規定每週平日都要進行新聞採製，週六則要進棚模擬新聞播報，當時唐德蓉負責擔任主播角色，也奠定了她未來進入新聞業的基礎。後來，唐德蓉藉由過去曾經受惠的課程，將其教學設計的內涵運用到自己的授課內容，希望藉此讓同學提早了解業界實務的運作。 廣電系畢業後，唐德蓉幸運地碰上中視招考也順利錄取。而後，受到當時中視總經理朱宗軻的提攜，以記者為起點，接著開始播報氣象，半年後即坐上午間新聞時段的主播台。當年老三台的時代，是有機會在從業一兩年內達到百萬年薪的黃金年代，唐德蓉感慨地表示，入行十八年來，她的薪水不增反減，新進記者的薪水也不如過去優渥，新聞業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如今新聞台為了與新媒體影音平台相抗衡，新聞主播注重的面向從原本的專業印象轉為親民形象，內容產製的型態更是要迎合年輕族群的喜好，才得以在製作影音門檻降低的年代，與其他平台爭奪瀏覽人數。 離開新聞台的幾年後，唐德蓉到首家純網路基督教報紙——《基督教今日報》擔任執行長。期間，唐德蓉注意到原先使用的推播媒介 Line 從免費制轉為付費制，每個月推播新聞的花費就來到數十萬，然而非營利機構的《基督教今日報》單靠奉獻當然無法負擔如此龐大的費用，為了能讓閱聽眾繼續收到新聞資訊，唐德蓉與團隊突發奇想，不如以「教學」的方式協助閱聽人轉換自身的閱聽管道。 唐德蓉便開始在《基督教今日報》的 YouTube 頻道開設「唐唐姐教你玩 Telegram 」單元，運用過去新聞主播的訓練，以專業又親民的形象，幾乎是手把手地帶著閱聽眾認識與使用 Telegram，再搭配上清楚的字卡與圖示教學，無論是不是《基督教今日報》的閱聽眾，都能夠藉著影片輕鬆上手 Telegram。 回到校園，教學相長 受到孫式文教授邀請，唐德蓉在政大開設的第一門課程是「影音新聞—電視」，希望藉此協助政大學弟妹提早具備新聞產製的基本能力，並得以了解新聞產業結構與生態，同時洞悉新聞人的現況與挑戰，讓學弟妹能在畢業前就預備應有的能力，畢業之後得以迅速與實務接軌。 唐德蓉在課堂中也發現，現在的學生求知若渴，無論是對於新知識或新能力的建立都有相當有企圖心，積極度與參與度也都很高，對於想要了解的事物總會主動提問。在與學生的問答之間，她自己也跟著學習與成長，也因此在教學中不斷地嘗試突破自己的知識框架，達到所謂的「教學相長」。 該課的課程設計中，有一半著重在 Podcast 和直播等新媒體型態的製作，由於內容產製方式與傳播工具不停地更新，唐德蓉認為新聞與傳播領域也必須與之進化，傳播人除了傳統媒體應具備的能力之外，更應該培養新時代的數位科技傳播能力，才能跟上這個各種平台百花齊放的時代。 擁有自媒體是生活型態 從唐德蓉所設計的課程大綱中，還有一部分主要講述自媒體的經營。唐德蓉認為，比起討論經營自媒體是否必要，它其實更像是一種生活型態，每當我們在臉書或是 Instagram 上發佈圖文，都是經營自媒體的一種實踐，差別只在於是否能從中獲利。唐德蓉建議，經營自媒體先別預設要從中獲利，而是應該懷抱著對於專業領域的熱情，試著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好友，發揮正向的影響力。 唐德蓉在訪談中提到一個例子，她曾經邀請 Podcast《下一本讀什麼？》的主持人瓦基到課堂演講。原是台積電工程師的他，因寫部落格分享讀書心得發跡，後來開設 Podcast 節目，繼續透過聲音分享他曾經閱讀過的書，短時間內達到百萬收聽量，後來離開台積電，專心經營自媒體，在社群平台上設立專業導向以及族群導向的社團，開設課程的也有上千人次報名參加。 瓦基的例子正說明了興趣與工作結合的可能性，能夠將閱讀習慣的理念推廣給大眾，形成正向的力量。而唐德蓉眼中的自媒體經營者，除了是群體裡的意見領袖，更像是領航者，帶著擁有同樣興趣的群體不斷前進和成長。 學生時代就須超前部署 新聞和傳播這一行，每天都在與時間賽跑，環境相對高壓。對於想要進入傳播業或新聞業的同學，唐德蓉提醒儘早培養耐挫力，才不會被挫折澆熄熱情。此外，感知力、分辨力、表達力與續航力，則是新聞人需要保有的四大能力。 網路資訊爆炸的時代，若是缺乏感知和分辨能力，便容易隨波逐流。因此，新聞工作更需要保持對人、事、物的高度覺察力，才能觀察、發現問題，並從中尋找答案與傳遞資訊；而透過文字、影像、聲音、圖表等方式讓資訊更加易讀的表達力，也是新聞人必備的特殊技能。最後，續航力亦即堅持下去的毅力，這也是能讓自己在職涯中勝過他人的關鍵能力。 即使是在學生階段，唐德蓉也建議要有「超前部署」的意識，不要侷限於課堂要求，更應該主動爭取業界實習的工作機會，近距離觀察實際工作型態，藉此了解自己的方向。而實習或工讀時同等重要的還有建立人脈，為自己增加未來獲得工作機會的優勢。此外，經歷過實習工讀後進入業界，這些先前的經驗也有助於比他人更快掌握狀況，藉此更容易獲得晉升機會。 最後，唐德蓉特別提到，無論在哪個年齡或是階段，都要隨時保持著學習力，在這個更迭快速的時代，若不希望輕易被他人取代，不想被一成不變的生活淹沒，就得為生活與人生找到目標、動力與樂趣，隨時準備好自己，迎接各式挑戰和機會！ －－－ 訪談間，學姊偶爾會透露出宗教信仰對她的影響，從求學的迷茫到當上記者、主播，接著返回校園進修，再到網路新聞擔任執行長，最後到大學任教，學姊認為一切都是上帝預備好的計畫。然而，若沒有保持一顆開放的心，隨時擁抱新的事物，也無法接收到上帝最好的安排。從唐德蓉學姊的課程設計來看，與時俱進的課程內容，也應證了她作為主播、執行長與老師，對於學習力的重視；而帶著經驗再回到校園授課，或許也凸顯了關尚仁老師對她的影響一直都在──延續經驗，並繼續傳遞愛。

傾聽與理解是一生的課題──專訪學者張煜麟   圖：張煜麟提供/文：黃薇心   　　與煜麟學長的這次訪談，是我第一次線上訪談。學長現在是佛光大學的助理教授，從政大廣電系畢業後，一直在研究領域深耕。對於專訪，其實我很堅持面對面訪談，因為這樣所見到的，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可以看到他穿什麼材質的衣服、聞到他的氣味；但在網際網路上，我們的視線注定是彼此錯過的，看到的即時影像必然是有時差的。然而，學長則認為訪談有其目的性，換言之，如果線上訪談能更直接達成撰寫訪問的目的，其實未必不好，畢竟實體訪談更容易延伸與岔題。於是我們開始了本次的線上訪談。   回首政大時光   　　當年之所以選擇就讀廣電系，學長是因為高中在新聞傳播社團的經驗，讓他接觸到傳播領域，大學才意外地選上廣電系。當時廣電系甫成立，電視製作的實作課程讓他印象最為深刻，而讓他景仰的老師則是侯老師與關老師。除此之外，說起大學時期印象最深刻的時光，莫過於是在今日影音實驗室的前身——廣電製作中心度過的日日夜夜，生活好像都跟攝影棚綁在一起，一直在中心維護設備，其他的細節因為年代久遠也記得不太清楚了，只是景況大抵如此。   　　原本學長預計畢業後就要進入業界工作，但實際去實習後，他發現業界的生態其實未必適合每一個人──諸如薪資、工時與職涯發展等各個層面，並非那麼符合他的期待，故轉而繼續攻讀傳播研究所。然而，在政大廣電系的經驗也一直影響著學長的研究興趣，因而持續鑽研有線電視、網路科技的相關領域；不想被設限的他，在大學時期也輔修了企管系，希望開發多元的道路。   　　回想這些學習經驗，儘管後來學長選擇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但他認為廣電系帶給他的實作能力仍然有所幫助，除了得以接案補貼生活，更是在未來的學術生涯中，藉著理論與實務經驗的相輔相成，為他累積更深厚的研究基礎。   訪談的重點是傾聽   　　學長目前致力於生命史與口述傳記的研究，希望能將這些典範融入傳播研究與教學，研究過程中也累積了許多的訪談經驗。問起他做訪談有何要領？學長則表示比起「提問」，更為重要的其實是「傾聽」，就像他們的訓練中亦少有針對口條的培養，更多是在練習傾聽的能力。   　　當然，訪談勢必有其技藝，但學長認為，訪談主要是由「傾聽」來帶動，也因此多數人的訪談若是做不太完整，都是因為忽視了傾聽的重要性 。倘若不仔細傾聽受訪者，便難以達成一場好的訪談，只要能謹記這一點，那麼其他的技巧便比較是操作上要注意的細節，不須太過緊張。   　　試想當我們在溝通時，也時常是急著講自己想說的話，卻忘了交流是要達成互動、相互理解的可能。或許得學習把自己當作中空的管子，輸出自己想說的話，同時也保留接收他人意見的空間，才是最理想的溝通情境。   跨世代溝通 首重理解   　　談到溝通，跨世代溝通與青銀共創亦是當今高齡化社會下的重要議題，學長對此也有一番見解。他認為，就像世代間時常出現無法溝通跟理解的問題，而「傳播」學科之所以能夠運作與存在 ，正是為了解決諸如此類無法溝通的困境。「如果可以輕易溝通，我們幹嘛需要傳播學科呢？」學長說，跨世代溝通的問題亦然，每個人對世界的理解皆源自其自身所處時代的生活經驗，而理解不同世代的人從來就不容易，故傳播的研究跟實踐，正是探索彼此可理解性的方法之一。     　　現今新興的傳播研究領域，如「老人傳播」與「世代溝通」，亦是建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例如老人傳播，學長表示其為研究敘事的問題，像研究敘事關懷癌症病人的臨終。然而，這些多半是當前大學階段比較不會觸及的範疇，但學弟妹若未來進入研究所，或許也有機會能夠更深入地研究與探討。   　　其實，不只是老人傳播領域，學長認為目前大學階段多半著重於基礎學科與實作能力，較難觸及太深的傳播領域課題，因此多數同學其實不見得能真正掌握傳播研究的內涵。若是想要更進一步地接受傳播學門的訓練，學長也鼓勵學弟妹能夠嘗試進入研究所，屆時便能依照各自的研究興趣，進行更深且更廣的學習。   為人之師表   　　在準備訪談時，我恣意地在網路上瀏覽，發現學長在佛光大學有教授中國傳播的課程內容，便以為學長對中國大陸的傳播自有研究。但學長表示，其實他真正的研究專業，跟生命故事研究比較有關，只是為了符合學生修課的需求，因此往往會準備不同的主題去教課。   　　作為教師，學長觀察到學生狀態的多樣性。政大有政大學生的樣態，私立學校的學生亦有自己的模樣。因此，教師需要依照學生的學習動力、學習動機狀態、還有性格上的差異，設計不同的教學方案與計畫，達到真正的因材施教。學生沒有好壞的問題，只是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正如學長所說，最重要的是要去了解他們的差異，這就是老師這個角色應該要做的調適。   　　而這些反思與調整，不只源自多年的教學經驗，亦是學長本身的個性使然。學長說自己是問題解決型的人，只要遇到有問題，就會想要了解、進而解決，不知不覺間，便接觸了許多教育議題。而這一切，則皆是源自那份「遇到問題，那就解決」的初心。   給學弟妹的勉勵   　　最後，問起給政大廣電學弟妹的勉勵，學長提示了兩點。第一，充分運用大學的資源，他回想自己當年是系上的邊緣人，但其他同學的聯繫多半卻是很緊密的，那些人際關係對於未來的職場發展其實是有非常有用的。因此，可以把廣電系看作是一個珍貴且龐大的資源庫，盡可能跟系上師生保持良好的關係，不論未來有沒有從事相關產業，相信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不要只將大學視為得到學位的工具，反而應該看成彼此互助的場域，或是一個長期的社會支持系統。若只把大學當成拿學分、拿學位的地方，自己跟其他網絡的聯繫就容易變得疏離。現在的社會變遷十分快速，盡可能找到自己與大學生活、甚至整體網絡的連結，進而使用這些資源去提升自己，也會因此發現自己其實從不孤單，這才是大學最有意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