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照片提供／馬克明；文／洪心予】 2023 年，Netflix 推出台灣版影集《模仿犯》，不僅在台灣引起熱烈話題，也在國際間大受好評。這部改編自宮部美幸小說的影集，其幕後推手之一，正是擔任主編劇的政大廣電所校友馬克明。 本次的人物專訪，將跟隨《好故事工作坊》的戲劇總監暨編劇主筆馬克明學姊的腳步，一探她踏入劇本創作的契機與心路歷程。  「一連串的誤打誤撞」：走上編劇之路的契機 大學畢業於台大中文系的馬克明，原先並未規劃升學之路。但在某次因朋友推薦，她報名政大廣電所的推甄，意外踏上另一條人生道路。 「我書審提的東西跟其他人比起來根本不堪一擊啊。」她笑說，「很感謝面試的廣電系師長心胸寬大，給了我一些支持。」 但她說起與「戲劇」的緣分，並不止於此。大學時期，她曾在一位研究西洋戲劇的外文系老師底下打工，因此閱讀過大量的西洋古典舞台劇劇本，這段經歷也讓她冥冥之中與劇本創作結下緣分。進入廣電所後，她便下定決心要以劇本創作作為畢業作品。 問起她如何正式踏上編劇之路，馬克明笑說，自己完全是「唏哩糊塗、誤打誤撞」。當年她擔任蔡琰老師的助理時，收到三立數位敘事工廠的徵人郵件，老師推薦她前去應徵，她也沒多想便前往。「面試的時候我還在想，為什麼要問我最近看了什麼影集？因為我跟蔡老師都以為那是跟傳播、資訊相關的工作。」後來她才知道，這其實是在徵編劇。 當她告知老師後，蔡老師表示是否留下可以由她自行決定。「但我就覺得，不行，不能讓老師漏氣。雖然這也不關老師什麼事，但我覺得，既然我是老師推薦的學生，就應該要表現出積極的一面。」也因為這個機緣，她進入了三立的編劇班，開始在資深編劇毛訓容老師底下學習。 馬克明回憶，當時的自己幾乎是什麼都不懂，用一種「白目」的方式向老師學習。她不害怕忤逆、質疑老師對劇情的設計，反而以理性的角度提出看法。「我一開始的目標不是成為編劇，所以沒什麼患得患失，看的角度也和其他學員不太一樣。」馬克明笑著說，「毛老師就說我是男腦啊，但她覺得我那些比較冷的觀點可以平衡整體。不過最後還是組織改變個人，後來反而是我學會了要怎麼寫出浪漫的故事。」 留下回憶的地方，也是緣分的起點：關於政大 回憶起在政大廣電所的求學歲月，馬克明的語氣充滿感謝。「真的很感謝所有帶過我課的老師。」她特別提到當年的系辦，彷彿是一個大家可以一起吃吃喝喝、放鬆閒聊的基地。無論是學長姐、學弟妹，甚至老師，都能自在交流，師生間沒有距離感。讓她感受到這不只是個學術單位，更像是一個彼此接納的溫暖大家庭。也正因為對系上的這份深厚情感，當系上邀請她擔任編劇課程的授課老師時，她「情義相挺」地毫不猶豫答應下來。 她與政大的緣分不只如此。談到《模仿犯》這部作品時，她笑說其實與政大有著一段神奇的巧合。「我研究所快畢業的時候，一個八月天，我就在大勇樓外面的羅馬廣場看完了《模仿犯》的小說。」她回憶，「看完後感觸太深，當下不知道怎麼消化，就一邊感受眼前大勇樓與新聞館附近的景色，一邊沉澱心情。」這次接到《模仿犯》劇集改編案時，她才發現當時的心靈震撼結合著視覺記憶留在政大，也覺得冥冥之中真的有緣分和安排。「《模仿犯》對我來說真的意義非凡，它連結了我的所學，連結政大這個場域，也連結了我從傳院開始成為編劇的起點。」 面對批評與學會放手：編劇的調適心法 在社群與匿名平台盛行的時代，面對觀眾的反饋，尤其是酸言酸語，幾乎已是日常。馬克明坦言，她其實願意閱讀所有批評，即使惡毒，也會試著轉念。「至少他看過我的作品啊，那我就說謝謝。」她微笑著說。她認為觀眾其實也是愛之深責之切，會提出批評的人，往往也是願意投入、關心臺劇的人。「其實大家常會有一種謬誤，劇集好的時候，會歸功於演員；不好的時候，就認為是編劇爛。但事實上，很多環節都會影響作品。」她指出，有時候劇本寫得再好，也可能在拍攝或剪接過程中無法如實呈現。她會試著以更加寬廣的角度去看待評論。如果是從劇本結構看出問題點的評論，她便會虛心接受，作為日後精進的契機。 談到「自己寫的劇本與最後呈現不同」這個編劇常見的現象時，馬克明顯得很坦然。「要懂得隨機應變，接受整個劇組都在同一條船上。」她認真地說，「不能執著於自己的創作意圖有沒有被扭曲。當然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傷心事，因為寫作的時候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和血肉去灌溉的。但我會告訴自己要相信演員、相信導演、相信劇組，因為他們也是為了更好的作品而努力。要歡迎更多人的加入，並且相信越多人的加入可以造就更好的作品，因為大家都會互相挑戰。」因此她認為編劇要懷著開闊的想法來面對一切，不要覺得別人是在質疑你的創作，而是別人都希望你的作品可以更加分。這種開放與信任，是她在產業中磨練出的創作態度。 感受與時代的連結並換個姿勢：靈感來源與動力維持 談到創作靈感來源，馬克明說，她的靈感往往來自於自己聽到的故事、親身經歷，或是她對每件事情的看法。「不管寫什麼題材，架空的、奇幻的、懸疑的、愛情的，都要去想這個故事題材和當代有什麼關聯？」她說，這樣的思考是她認為創作最核心的事。以《模仿犯》為例，創作期間正值新冠疫情高峰，她便將「惡就像疾病一樣蔓延」作為主軸思考。劇中所描述的彼此猜忌、不信任，懷疑他人是不是惡的來源，其實正呼應了當時社會人與人之間因疫情產生的疏離與懷疑，懷疑他人是不是有確診。「如果劇本沒有這樣的連結，你不可能把戲寫好的，因為你一直在講一個空中樓閣。沒有連結，就無法確認大家在這件事情的感受上會是一樣」馬克明強調：「創作最核心的，是來自於時時刻刻都要對事情有自己的感懷。」 創作這條路難免會有倦怠期，馬克明也不例外。她說，自己從小說家張大春老師那裡學到一個很實用的觀念。「他每天都會要求自己寫五千字，寫不下去就先去寫別的，之後再回來補。那時他說的一句話深深的影響著我：『休息就是變換姿勢。』」這句話也成為她調適創作倦怠的方法。當她卡關時，會轉而去寫別的東西，或是乾脆去看電影，並說服自己那是在「做田調、做功課」。「這就是做影視產業的好處啊。」她笑著說，「我在做田調做功課，但我實際上是在看電影。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有時候會在某件事情上獲得靈感。」她分享，以前從來沒想過自己能寫完一整部劇本，但真的動筆之後，才發現自己做得到。「關鍵就是你要『變換姿勢』。」 重新思考「人生劇本」：從業界到教學現場 今年首次在政大正式開課，馬克明也開始反思：「教學與業界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思考上。」她認為教學不只是傳授知識，更是一種整理與思索自己過去工作經驗的過程。「試過的錯誤方法不用告訴學生，把對自己有效的方法再分享給大家就好。」但她最深刻的感受，是比起創作，更重要的還是人生。有位學生坦言自己想趁回國前四處旅遊，但因課程開在星期五，他會時常缺課。馬克明聽完後反而對學生說：「那你就去享受人生吧。」因為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先寫好自己人生的劇本。馬克明說，她在工作上也正在調適，要意識到自己不只是在工作，而是作為一個會用作品影響他人的敘事者，該如何把自己認為值得的經驗留下來，而不是只有負面情緒。對觀眾也好，對學生也好，希望可以給彼此留下一個好的緣分。 一路聽下來，我原以為馬克明學姊開的課會是輕鬆愉快的「涼課」，沒想到她笑著坦承，其實她對學生的要求非常多，連自己都覺得很痛苦。她在第一堂課時就放上羅丹雕塑〈地獄之門〉的畫面，然後問學生：「你們為什麼想修這門課？」因為在她眼中，編劇是一件充滿痛苦的事，快樂占少數。她在課上一直半開玩笑的鼓勵大家退選或棄修。「應該說我鼓勵他們還是要寫真正有熱情的創作，這個是最核心，我認為一定要把握住的東西。」 人際連結的薄弱化：現代學生的創作難題 在課堂上，馬克明發現學生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描寫」上經常卡關，尤其在戲劇創作裡的 B 故事——也就是角色與他人之間的情感線——特別容易出現問題。這是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建立人際關係。 她認為，這與疫情時代下的成長背景，以及對 AI、網路工具的高度依賴脫不了關係。因為可以在網路上找到所有解決方法，也因此很少需要互相請求幫助。加上政大的學生本來就非常優秀，習慣靠自己完成事情。她也觀察到，以往那種「我麻煩你、你麻煩我」的人際互動連結，已逐漸消失，而這點就反映在了學生的創作上。「人際連結的減少會演變成對他人沒有好奇心，不好奇就不會有問題，不會有問題就不會有故事。」她語重心長地說。 雖然苦笑著說自己無法一夕之間改變這種現況，但她總是在課堂上鼓勵大家多多交流、合作。因為在影視產業裡，她深知：「不能單打獨鬥。理論上越多人參與的作品，成功機率其實越高。」她認為，身處傳播學院的學生，更應該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碰撞，「傳播就是溝通，希望大家可以在學生時期盡量多合作，多交流，保持對他人的好奇心。」 不要害怕自我揭露：進入編劇產業的忠告 如果有人想投入影視編劇產業，馬克明會怎麼建議？她笑說：「我會建議你先不要。」這句話雖然聽起來像是玩笑，卻也藏著她對產業真實面的體悟。如果真的想成為編劇，除了對人的好奇心與團隊合作外，需要具備的能力之一就是不要害怕。她說，編劇常常要把心打開來寫作。「平常我們是將心穿上盔甲才能走進人間。可是你創作的時候不能害怕展露一部分的自我。」她知道這件事很可怕，但害怕的話就會失去交流的機會。雖然揭露自己有時會受傷，可是有時候反而會被治癒，成為美好的瞬間。「文字是非常誠實的，它就像鏡子一樣，你掩蓋的東西其實都成為了潛台詞，大家都看得到。然後我就會知道你封閉了自我，迴避了真心。」她總是跟編劇學的同學們說：「大腦只知道心附近的感受，不知道心的感受，所以有時候要順著真心走。」如果創作時只把它當作一份工作，把自己完全隔離開的話，她就可以預期到這個作品無法打動大部分的人，因為沒有想要跟觀眾交心。 「希望大家努力裝熟」：給學弟妹的一句話 談到對學弟妹的建議，馬克明語氣一轉、帶點認真又不失幽默地說：「希望大家努力裝熟！」她回憶，有次參與一個廣告案，案子結束後才發現合作夥伴其實是自己的學妹。她觀察到，相較其他學校學生，政大傳院的學生比較不習慣在業界「裝熟」。這也許是因為大家擔心裙帶關係會帶來負面觀感，但她認為反而會因此錯失許多合作與連結的機會。「裝熟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我們有共同的回憶，為什麼不能說？同校同學的思維可能會比較相近，大家可以互相分享經驗，少走冤枉路反而更好，還可以很快產生團結與親近感。」她強調，在影視產業裡，很多緣分會不斷重疊出現，「我覺得要珍惜每一段緣分啦，我在業界也很常遇到以前在學校碰過或聽過的人 。所以不要去排斥，你們有緣都讀政大，為什麼不裝熟呢？」 訪談最後，馬克明補充說，她越來越意識到：「你的專業可能會被取代，但『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會。」她鼓勵學弟妹們，要努力成為能解決問題的人。「如果真的解決不了問題，那至少也不要製造問題。」但如果遇到無法一個人解決的情況，也別害怕開口求助。不要單打獨鬥，才能一起在影視界打拼下去。

【採訪：黃文彬】 趕在過年前與受訪者約好時間，那天是難得的冬日暖陽，搭到捷運站，轉乘計程車，行過關渡大橋時，寬闊的淡水河映入眼前，灑滿金光。下橋後不久，車身便轉往八里的山上。 左彎右拐的山路，年過七旬的司機大哥娓娓道來這片山頭的故事， 「以前我每天都載雲門的人上來耶，那個誰啊我很常見到……」 「啊對對，你要去的劇團就是在以前雲門的地方，當年那個火燒得多大啊……」 2008 年的大年初五，大火無情吞噬雲門舞集的八里排練場，在當年劇場圈無疑是投下一顆震撼彈。不過這塊土地與劇場的緣分並未就此終結，當年的金枝演社正愁房東不續約，因緣際會下便搬進這個雲門舊家。 「那大哥你有看過金枝的劇嗎？」 「沒啦，我沒文化，哪有可能看有？」 雖然我簡單介紹金枝的戲其實是平易近人的，大哥還是靦腆地搖搖頭。很快地，我們抵達現場──荒地一片。「就是這裡沒錯啦。」司機大哥再三保證，但站在空無一人的水泥地上，我仍不免遲疑，左顧右盼。所幸不久，後方鐵皮屋便探出一人一狗招呼。 當初付之一炬的是我腳下的荒地，金枝演社則坐落於後方，當年雲門的第二排練場，此處在大火中不但毫髮無傷，在金枝的多年耕耘下，更是生長得有聲有色。而這一切的發源，便是我今日來採訪的對象，政治大學廣電系第二屆的校友，金枝演社創辦人──游蕙芬。 從小踅全台，從金門到八里 回溯游蕙芬的成長軌跡，可以說是踏遍全台灣。父親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來申請提早退役，便在金門擔任國文老師，游蕙芬也在此時出生。當時正值八二三砲戰，一次游家出門回來，屋頂竟被砲彈打破，父親於是決心轉調到本島，游蕙芬的童年則在苗栗卓蘭小鎮展開。之後她北上求學，先後住過新店、景美；踏入劇團後，則從公館、淡水，輾轉到今日的八里。或許是這段遷徙的人生，讓她在以台灣土地題材為創作時更有感觸。然而，一個外省家庭的孩子，後來如何與丈夫創立一個全台語演出的劇團？跟著她回顧，我們會慢慢看見答案。 考進政大，美好的意外 被問及當時為何選擇政大，游蕙芬不好意思地表示，年輕時沒想那麼多，只是因為曾經逛過校園，感覺風景怡人、學風開放，便填下去了。受父親影響，一開始游蕙芬選擇了中文系；至於為何後來轉系，只見學姐再度靦腆：「就當時想跟著欣賞的人一起轉系過去。」後來談起許多決定，也不難看見游蕙芬在務實中，仍然保留著的浪漫色彩。 進入廣電系，游蕙芬形容是一場震撼教育。不同於詩情畫意的文人雅緻，廣電系的生活分秒必爭。她還記得當年系主任的耳提面命——「作為媒體人，就是努力到最後，直到把磁帶剪接出來，熱騰騰交出去的那一刻才完成任務。」這種使命感與對專業的堅持，深深影響著游蕙芬，畢竟媒體人與時間賽跑的模樣，其實也與劇場人對時間的精準掌握相當類似。而劇場草創期宣傳影片、新聞稿、企劃書，也都是游蕙芬一手包辦，這些都是在廣電系所打下的優秀基礎，因此即便後來並未進入媒體業，但談起廣電系，游蕙芬仍是滿滿感激。 也正是在大學時期，游蕙芬走進劇場，開啟了往後人生最璀璨的篇章。 初入劇場，大學的日與夜 游蕙芬與劇場的邂逅，要從高中開始談起。當年她被姐姐帶去國立藝術學院（今北藝大）看一場畢業公演，那是尤涅斯柯的經典劇本〈犀牛〉。「燈光大亮，音樂響起，一名演員從布幕後探出頭來，打了一個好大的哈欠……」三十多年過去，游蕙芬還能鉅細靡遺地道出每一個動作、場景的細節，彷彿那是昨天才剛看過的演出。「那就是屬於我的劇場『銘刻』吧」她語帶幸福地說。那是游蕙芬看的第一部舞台劇，從此一見鍾情。 因此游蕙芬一聽說優劇場（優人神鼓前身）的徵選，便義無反顧地加入。然而不久後，她也正值轉進廣電系的陣痛期，繁重的課業和劇場嚴格的訓練，她開始日與夜的大學／劇場生活。被問及是怎麼兼顧學業與劇團的？學姊笑著說：「所以我白天都在課堂打瞌睡」 白天在政大上課，傍晚便去河堤跑步練體能。劇團的訓練不只有基本的體能，當時優劇場的「溯計畫」還帶領學員到各地去田調、學習民間技藝並巡迴演出。值得一提的是，游蕙芬也是在此時認識往後的人生伴侶──金枝演社團長「二哥」王榮裕，當時他正是訓練游蕙芬的優劇場前輩。 台語苦手的聲腔摸索 談起當初一起創立「金枝演社」的動念，游蕙芬笑說「那是二哥頭殼壞去」，比起創團，嚮往 90 年代國外流行的非典型空間表演的她其實更想成為街頭藝人。只不過，在二哥心中的戲劇是由一群人共同完成的，於是這對「師兄妹」從零開始，一開始甚至還沒有團名，徵人啟事只寫著「XX 劇場」，後來的「金枝」之名則來自游蕙芬案頭的人類學經典書名。 金枝演社在非常草創時期就已確立全台語創作，而出身外省家庭的游蕙芬，早在進入優劇場時就經歷過語言不通的阻礙，那時民間傳統技藝的師傅多半操著一口濃重的台語老腔，游蕙芬根本是鴨子聽雷，彷彿進入異世界。後來真正要精通台語，游蕙芬說還是要感謝二哥的媽媽，也就是歌仔戲名小生謝月霞女士。不會國語的婆婆碰上不會台語的媳婦，兩人教學相長，慢慢習得彼此的語言。 回憶創團初期的摸索，游蕙芬表示一開始大家都沒有經驗，第一個生出的劇本還是國語創作，但二哥怎麼導、怎麼演都說不上哪裡怪，後來乾脆刪掉所有台詞，整齣戲瞬間成為默劇。游蕙芬笑著分享，在優劇場時二哥就曾被指導老師糾正，不要再彆扭著故意捲舌說國語。確立語言後，金枝特色表演方式是「胡撇仔」，游蕙芬解釋這是從歌仔戲「內台戲」發展衍生而來，廣納百川的表演形式，第一次完整嘗試便是在演出受謝月霞女士戲班故事啟發的：《台灣女俠白小蘭》，「那時候就覺得都對了。」於是乎，金枝找到了自己的聲腔。 「神人之家」的劇團 在提到金枝演社時，許多人都會特別提到其中家人般的相處模式，不過特別的是，金枝裡頭還真的有三代同堂，游蕙芬的婆婆、丈夫到兒子都是金枝的一員。不過游蕙芬表示劇團就是專業的職場，大家都是公私分明，並且她也再三強調「金枝不是家業」，劇團的經營更像是公社，重要決策都是一起討論，將來金枝的接班人也會交由資深元老一肩扛下。 說到家人，言談中不難發現二哥母親對於金枝的重要性。「媽媽是我們劇團的精神總領導！」游蕙芬說金枝的劇團文化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歌仔戲出身的謝月霞女士所傳承，包含表演經驗、工作氛圍，甚或是信仰。時至今日，金枝的每一次演出，仍然每場都會請出劇場內所供奉的「田都元帥」。游蕙芬引我到門口旁，圍繞在演出照片牆中央的正是戲神本尊，祂儼然已是劇團的一分子，是家人般的存在。「以前出國我們都把老爺（田都元帥）捧在腿上，現在規定改嚴了，祂也要買一個機位」，這種對於戲神的敬重，是金枝演社相當重要的精神傳承。 台灣的藝術教育、對學弟妹的信心 訪談間與學姐閒聊，我提及與司機大哥的對話。聽到司機說看不懂劇時，她不免感到可惜，「下次我遇到會跟他說，金枝的戲，你絕對看有！」司機大哥是百姓的縮影，游蕙芬表示會有這種觀念還是源自於當前台灣的美學教育相當薄弱，大家並沒有看劇的習慣，藝術與大眾的距離仍然遙遠。 但對於未來對劇團有興趣的年輕人，作為大學姐當然是不會潑冷水的，或許是因為看著兒子一路成長，他對於年輕人的未來並不擔心，「你們現在比我們年輕時聰明多了！」游蕙芬說以前他們那一代人都只知道傻傻念書、工作，但現在年輕人都相當斜槓、多方嘗試。游蕙芬也鼓勵學弟妹們，年輕就是海綿，趁這時候多吸收、多行動，即使是失敗，那依然會成為相當寶貴的養分！

【撰文／高皓慈；圖片／張瑋玶提供】 週一下午，瑋玶學姊與我相約在體育館二樓的看台區。當天她穿著 MLB 巨人隊的短袖T恤、卡其短褲和球鞋，輕鬆融入大學生的群體中，毫無違和感。很難想像，當她剛進政大的時候，身邊的這些大學生，大都還沒出生。 興趣廣泛，不務正業 談到為何選擇廣電系，瑋玶表示，傳播學院的學科通常沒有標準答案，課程內容不僅限於理論，還有豐富的實作機會，這正合她的胃口。她喜歡蔡琰老師教授的「戲劇概論」，透過劇組分工和角色扮演，深刻體會舞台劇的魅力。她還熱衷社科院曾巨威老師教授的「經濟學」，認為跨領域學習有助於開闊視野，並培養多元的思維邏輯。大學期間，她創立了政大圍棋社，也參加過政大女籃校隊。這些看似無關的興趣愛好，經常讓人感覺「不務正業」，但卻為她日後的跨界發展埋下伏筆。 意料之外，卻又情理之中的跑道切換 大學畢業後，瑋玶前往美國留學，原本專攻電影，卻因為紐約洋基隊的「王建民旋風」，將她從東岸的電影學院一路吹到西岸的運動管理研究所。雖然踏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但她的廣電背景幫助她爭取到在 MLB 舊金山巨人隊的實習機會，成為球場拍攝團隊的一員，正式踏上職業體育的道路。為了進一步發展行銷專長，她隨後又在 NBA 金州勇士隊的票務部和 MLB 奧克蘭運動家隊的球場活動部實習兼職。她表示，自從進入體育行業，她從未感到無聊，更沒想過要離開，「這就是真愛！」 運動心理與行銷的二刀流專家 在十多年的運動行銷工作中，瑋玶與職業運動員接觸頗深，發現運動員在場內場外所面臨的挑戰五花八門，但當他們遇上瓶頸困境的時候，能得到的有效幫助卻十分有限。因此，在離開 adidas 大中華區體育市場經理一職後，瑋玶決定再次赴美進修，深耕運動心理。她將多年來與運動員、家長和教練培養出的默契與信任，融入運動心理教練的角色，成為少數同時擁有運動心理與行銷專長的二刀流專家。 敢想敢夢，做運動員的靠山 自 2020 年起，瑋玶開始在台灣青棒強權——穀保家商棒球隊擔任運動心理老師，帶領選手認識自己、了解環境，並學會更有效地投入過程、閱讀反饋，朝目標理想邁進。幾年來，包括孫易磊、林聖恩、陳睦衡等旅外好手，皆為她的得意門生。瑋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回饋台灣棒球，並深信運動員才是體育行業的核心，幫助他們成長強大、實現夢想，就是她自己的夢想，而這場美夢仍在繼續。 給學弟妹的話：放下預設，多方嘗試，重視「機會成本」 瑋玶學姊也為即將畢業的同學提供了職涯建議。她鼓勵大家放下對未來的預設限制，多提問、多思考、多嘗試，並學會觀察自己的感受與情緒，專注於可控的部分，投入當下的過程。她認為，隨著時代變遷，人生的選擇將呈指數增長，擅長保持彈性、不受框架拘束、勇敢探索的人，更有機會在經歷中發現自己的熱愛，長成自己喜歡的模樣。「或許，總讓你不務正業的事，才是你的本業呢！」 在訪談過程中，瑋玶特別提到「機會成本」這一概念，並強調它對每個人的行為選擇至關重要。她解釋說，機會成本對每個人來說可能不太一樣，因為每個人擁有的選項與其成本各不相同。瑋玶提醒大家，理解機會成本的概念能幫助我們深度思考、把握機會、善用資源，從而做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這是她在大學裡學到最寶貴的一課。

【採訪撰稿／吳湘雲；攝影／路惟舜】 在訪問前，我讀過許多跟卓庭伍教授有關文章，例如老師的研究論文《女性復仇與母性回歸：1970 年代後期 臺灣新女性主義與社會寫實女星的形象轉變》，以及數場和女性電影有關的講座對談記錄。我對教授不自覺形成一些想像：一個氣場強大的電影人、堅定的女性主義者、對細節有所堅持的藝術家。 大概是基於這樣的想像，除了採訪前充實的準備之外，採訪當天，我早早到了現場，確認場地的溫度合宜、反覆讀過訪綱，並與攝影師確認光線和角度，但當老師走進討論室時，緊張感很快被她溫柔的氣場所撫平，短髮、簡單的白 Ｔ 和牛仔褲，老師有一種讓人放鬆的氣質，讓我原本的緊繃煙消雲散。 理論不只是理論，是窺探與理解現實的方式 卓庭伍教授畢業於政治大學廣電系，到紐約大學進修後，今年開始回到母校任教。她坦言高中畢業後，原是想要選擇臺灣藝術大學或臺北藝術大學，和家人討論後，才決定到政大就讀。卓教授提到，政大的課程不像藝術大學以實務為主，而是實作與理論課程並重，且鼓勵學生多元選課，意外開啟了她對理論的興趣。教授同時也談到許多學生最擔心的問題：「理論是否和實務脫節?」卓教授坦言，「探究純理論是非常刺激的，但理論遇到真實世界的複雜，有些不堪一擊。」卓教授的眼神堅定，「所以，理論非常需要和歷史與真實的社會狀況連結。」而這份連結，也進一步促成卓教授後續的研究方向。 教授以《周處除三害》舉例，這部電影在中國非常賣座，像是在一個封閉的社會，投入一個新的東西，激起的火花是非常有趣的；「現在臺灣正在上映的《鬼才之道》和《角頭—大橋頭》，為什麼觀眾對其中一部片比較買單，而不是另外一部？這是不是反映了臺灣現階段的某種狀態？」 電影腳本與片場中的女性困境 卓教授談起自己的求學歷程，其實，她一開始是想要成為導演，「但十幾年前進入片場實習，那時候的刻板印象還滿嚴重的，不喜歡女性工作人員在拍攝現場。」 同樣身為女性的我內心一沉，想到我曾在《瘋狂女煞星》導演楊家雲女士的專訪中讀到的故事。 楊導演在藝專二年級暑假去實習時，剛到片場就就被問：「妳要跟服裝，還是化妝？」楊導演堅定地說她要當導演。現年七十九歲的楊家雲女士是臺灣電影史上傑出的女性導演之一，即使到近代，仍有像卓教授這樣遭遇不公的經歷，這讓我不禁思考：不健康的片場文化究竟扼殺了多少女孩的導演夢？ 「當然有些人可以跨越，但當時的我沒有辦法。」這樣的挫折讓卓教授開始思考，用什麼方式可以投入自己喜歡的領域。後來她到了紐約大學，結識了亞洲電影史的教授，開始思考如何用理論建構對現實的理解，例如剖析電影界需要什麼政策支持，一樣是在為自己喜愛的電影界出一份力。 我進一步詢問教授，過去在片場遭受性別歧視的經驗，是否成為她研究女性復仇電影的原因之一？ 「不，其實我一開始很排斥做女性主題的東西。在紐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般大家都會做自己熟悉的東西。」卓教授提出一個我從沒想過的觀點：「但這也可能是一種刻板印象，身為女性就一定要做性別主題嗎？」隨著她的研究方向逐漸明朗，發現和女性相關的議題總是跳出來，難以避免。 我意識到，就如同卓教授一開始所分享的，她的研究欲以理論探究電影出現的歷史脈絡、文化背景、政治生態，而女性主義只是恰巧成為其中的過程，並非主角。 而我想這之間之所以有所連結，只是因為無論在半世紀以前女性復仇者的電影腳本中，或是近代電影片場的現實裡，女性困境始終存在。 保守年代中的「女煞星」 在採訪之前，我讀了卓教授的論文《女性復仇與母性回歸：1970 年代後期 臺灣新女性主義與社會寫實女星的形象轉變》，但為了避免與讀者的認知脫節，我刻意沒有深入閱讀論文內容，而是看了許多論文中提到的，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的女性復仇電影片段，例如《女王蜂》、《瘋狂女煞星》、《上海社會檔案》、《女性的復仇》。這些電影的情節大致相似：女性主角或是其親近的女性角色遭受性暴力之後，以憤怒的姿態成為復仇者，當中不乏血腥與裸露的橋段。 上述電影的尺度雖然比我想像中的要小，但對女體的崇拜以及挑逗觀眾感官的意圖卻相當明顯。這引發了我的好奇：當時這些邊陲（pulp）電影在社會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大眾如何看待這些女性復仇者演員？這些電影又是如何通過戒嚴時代的審查制度的？ 在與卓教授的對話中，我提到我的童年經驗，當時電視上常播的《玫瑰瞳鈴眼》、《藍色蜘蛛網》這類型的劇集，父母不允許我觀看。那麼這些更早期的社會寫實電影在當時又是什麼樣的存在呢？卓教授回應道：「其實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不如我們想像中的保守，當時實施的是審查制度，在電影分級制度之前，曾有過混亂的時期。」 臺灣檢查制度從 1945 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擬定之《臺灣省電影審查暫行辦法》揭開序幕，《電影檢查法》自 1955 年實行，至 1983 年才被廢止，這段期間的電影都要經過電影檢查委員會的審視，其中包括損害中華民國利益或民族尊嚴者、破壞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風俗者、提倡迷信邪說者，皆可能要求修改、刪減，甚至是禁演。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時的電影常常在放映時把剪掉的片段接回去，或者有海外和臺灣兩種版本，甚至乾脆偷偷放映。」那些未通過審核的影片被稱為「禁片」，往往是真正露骨的大尺度情色片，只在特定影廳秘密放映。卓教授進一步解釋道，「這些影廳的存在，往往只有了解內部消息的人才會知道，甚至會使用暗號進入。」 　「相較之下，臺灣社會寫實片不算是情色片，它將色情大眾化，是比較被大家所知道的，有時小孩也能接觸到。」卓老師進一步說明，「在當時的保守社會中，這類電影的觀眾主要還是男性，保守家庭的成人較少選擇這些影片。」儘管有「擦邊球」的血腥與色情，但當時畢竟仍在戒嚴時代，為了迎合政府的期待，這類社會寫實片往往以犯罪者伏法的結局作為收尾，凸顯人性應向善和國家矯正機構的功能。 地下化的色情電影、人盡皆知的刪減版，那時的臺灣電影界在極權的暗地中開出桃紅色的花朵，如同保守年代中的女煞星，矛盾而引人注目。儘管這些女性復仇電影在保守的年代中以其挑逗性和邊緣性吸引了觀眾，但它們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複雜態度。 現實世界中的「女性復仇」 聊到這裡，我天真的以為，這些女性復仇電影不僅僅是講述復仇的劇情，它們還表達了一種在保守制度下女性的抗議與反叛，我詢問老師這些電影和女性主義的連結，甚至是否可能作為當時女性主義發聲的渠道。 老師搖搖頭表示，「這些電影受眾偏向男性，他們不會想到這些。」 這些女性復仇電影也許體現當時女權運動講求女性自主，卻同時服膺於大眾對女體迷戀（例如，各種性感的鏡頭、煽情的對白、《上海社會檔案》海報標題甚至寫著「少女初夜權」字樣）。其中《瘋狂女煞星》甚至是出自女性導演楊家雲之手，卓教授進一步解釋這樣的矛盾，「當時女性復仇的電影盛行，而片商找女導演來做這類型的主題，是一種行銷噱頭；但楊導演在這樣的框架中達到她想做的事情，例如展現女性的力量、裸露的橋段並不會讓女性露點等等。」 關於片商對電影利潤的追求，卓教授補充：「當時曾經拍過女性復仇主題的性感女星，後來出演文學改編作品，其實也是一種噱頭。文學改編的電影通常會擔心不賣座，因此出資方會選擇爭議性角色來演。」 「這些女性角色和當時的其他女星不同，例如像是林青霞，氣質端莊的形象符合過去大眾對小家碧玉的『好女孩』想像；這些寫實片女主角願意嶄露性感，敬業塑造電影中角色的形象，但往往也被貼上一些標籤。」我提到，即使在現在，曾經拍過裸露戲的女星，要轉型也不容易。「對，可以看到這些女星在過去的訪談中，努力想要轉型，不過那些標籤並不會掉下來，反而為她們往後演出的角色帶來更多色彩，變得更加複雜且有深度。」像是陸小芬後續出演多部文學改編的電影，如《看海的日子》、《桂花巷》，得到金馬獎與亞太影展的肯定。她們用實力證明，除了性感的形象，對演技也能有更高的追求。 無論是女性執導露骨社會寫實片，或是性感女星出演文學作品，都是片商為了利益而採取的策略。這些商業手段是基於對女性的某些剝削，但在這些夾縫中的機會中，這些女性依然展現了自己的光芒，我想這之間，隱約有那麼一些「女性復仇」的味道。 五十年後的現在，電影中的女體怎麼了？ 半世紀過去，女性身體似乎依然處於相同的爭議中。 《瘋狂女煞星》中有一個片段讓我印象深刻，性感女星慘遭性侵，卻被社會大眾認為她罪有應得，「因為她不檢點」；同樣的想法似乎還存在在五十年後的今天。身為女性，不只一次被長輩督促要穿得端莊，「女生要懂得保護自己」，像是不斷暗示若是我被侵犯，都是因為我的服裝不夠得體。 現實生活中的壓迫仍持續，那電影中的女體呢？ 　「臺灣的電影好像越來越保守，」教授分享道，「電影本應是感官上的刺激體驗，然而，自從電檢制度實施以來，商業電影內容常被框限於特定的規範中，強調向上勸導。當前的電影作品也似乎受到了這種影響，尤其因為臺灣的電影產業非常依賴官方的資金補助（輔導金），創作者為符合官方的審核標準，難以逃脫自我審查，讓人覺得太過拘謹。」 相比之下，藝術片雖然在這方面相對自由，但能溝通的受眾很少，而商業片的受眾多，卻顯得過於謹慎。在女性裸露與電影刺激性之間，臺灣電影界尚未找到一個理想的平衡點。 看來在五十年後的現今，無論是現實或電影，女性形象的多樣性和立體性依然有待進一步發展。 作為一個傳播人，不必外向也沒關係 從研究方向聊到自己的求學生涯，「我覺得我好像邊緣人。」教授笑著說。我自述在初進到傳播學院時，覺得自己似乎太內向了，會不會不適合念傳播？ 教授用導演來舉例，「在臺灣的導演好像只有一個樣子，就是要很肯定、很有氣勢，但我是常常懷疑自己的人，我無法帶領大家去拍一個可能對人生沒什麼幫助的電影，一路上有很多疑慮。」教授分享他在紐約求學的經驗，「但在紐約讀書時，可能因為年紀增長，認識的人、事、物多了，我看到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不同樣貌的導演。你可以懷疑自己，你的作品還是好的。對自己的作品帶有批判性是可以的，有被解放的感覺。」 「當然，導演還是要接觸很多人啦，不過這些都可以演嘛！我有些導演朋友也是 I 人（註一）啊，他們拍完一部片可能要休息一段時間。」聊到I人與E人的差別，我和教授都自認是內向性格、需要獨處空間的人，我們一來一往，開玩笑地交換自己的「I 人經驗」。 「我們 I 人就是相處的時候，要花點時間觀察，想著要用什麼樣子面對對方，擔心會不會冒犯別人。」 「但 E 人就是想到什麼說什麼。」 「他們就算冒犯別人也沒關係！」 「對，他們根本沒發現！」 我問老師有沒有想給同樣是I人的傳播系同學什麼建議，老師強調，未來出社會後，雖然為了生活、為了在工作崗位上扮演理想的角色，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需要戴起面具，「但是不用強迫自己外向也沒關係。」 訪問當天是開學日，我在訪問尾聲時，想請老師在新學期給同學們一句勉勵的話，老師想了一下，最後用溫暖的笑容說：「健康最重要！」卓老師的話像一劑強心針，就如同採訪一開始，感覺心裡的某一塊被安撫了，這或許也是作為一個傳播人，珍貴的人格特質之一。 註一：出自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類型（MBTI，Myers – Briggs Type Indicator），是一項性格評量，包含多個指標，其中一個指標將性格分為外向型（Extraversion，E）、內向型（Introversion，I），俗稱 E 人與 I 人。

黃大謙的文組攻略與趨勢觀察：分享給你所有的政大朋友 文：黃文彬   風一般的腳步：高效率性格與超親民反差            說到政大Youtuber，很多人心中的第一個答案或許就是「黃大謙」，雖然同是政大出身的創作者還有HowHow、藍亦明、小熱唱等人，但黃大謙走紅的年紀更早，大學二年級就已經推出現象級的「回覆酸民留言」系列，開始以辛辣、幽默、厭世的形象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不過能夠這麼早爆紅，我認為完全不是偶然。大謙才剛上大學，便已早早開始煩惱未來：「大一時應該就要有一個人生目標吧」他理所當然地表示。當年的大謙雖然已開始創作，但尚未踩穩腳步，因此數度懷疑自己。那時候因為在廣電系修讀許多攝影課，大謙一度考慮改行婚攝，曾經一大早搭火車到菁桐站，累積攝影作品。不過在大二開始走紅、大三開始有穩定業配後，大四的他已完全不似其他畢業同儕那般焦慮，對於未來大謙心裡有譜，從此決心投入網路創作。             大謙穩健腳步似乎也反映在健步如飛的習慣。許多政大學生都曾目睹他如風一般，一閃即逝的身影。在訪問前，我一度誤會那是身為網路紅人避免被打擾所採取的姿態。採訪後我才發現大謙私下其實相當親民「只要我不是在做丟臉的事，比如在健身房用器材很好笑的樣子，我都很歡迎大家來打招呼啊」。大謙說反而最尷尬的是對方認出你卻不敢招呼，變成兩個內向的人互相對峙。有次大謙搭捷運時就遇過，後來對方默默地用手機播大謙頻道的影片，以這種奇特的方式相認。大謙解釋之所以走路快，純粹是講求效率，我覺得要有一個目標，一個目的地，不會漫無目的地繞路。計算從A點到B點的最短路徑，大謙時間規劃相當有序，甚至是有點緊繃，不禁令我好奇他比較放鬆的一面。           與大謙閒聊政大回憶時，他一反許多政大人的「美食沙漠」抱怨，認為吃的已經相當足夠：「校門口一整條街都是吃的了還不夠嗎?」大謙說自己回到政大還是會重溫過去的愛店像是波波恰恰與四川飯館。不過他也補充道那也可能是自己對食物的慾望沒那麼強烈，很常吃到不錯的就固定重複吃同一家。說到重回政大，我順勢請大謙安排個「文山一日遊」。孰料大謙一開始只偷懶地說：「就動物園逛一整天就好啊」，進一步追問才多冒出幾個景點：像搭貓纜、參拜指南宮，比較特別的是藝文中心的水岸電梯。大謙說自己在學時很常無聊就去搭一下，「文山區就是沒那麼五光十色的地方，適合來看看大自然」。也或許只有在搭水岸電梯時，才能讓我們難得看見慢下來的大謙身影。   政大厭世觀察家：文組興盛過嗎?論創業我們更有優勢           大謙作品時常反映對於時事、社會現象的敏銳見解。因此我也很好奇他對於政大的觀察。首先對於學生普遍厭世，大謙也認同「可能文人都愛憂國憂民吧，看見很多不公但發現無力改變才變得厭世」。另外關於「政大交流板」的離奇荒誕，大謙笑著表示或許這裡離商圈太遠，大家太無聊才會把交流板當作追劇。令人意外的是，畢業五年的他原來仍第一時間關注著交流版，從最早期的偷喝牛奶到近期的垃圾場決戰，大謙都如數家珍。「沒辦法啊，一打開FB，交流版的熱門貼文還是會出現在第一則」，交流版儼然成為政大畢業生的正字標記。           不過回到當代的厭世，政大人的焦慮或許也與近年的AI崛起，文組沒落的討論有關。對此大謙卻反問「我們文組有興盛過嗎?」另外他也觀察到出社會後會發現高收入的族群通常是創業家，而創業所要具備的行銷管理、法律知識、人脈建立反而是文組人更具優勢。此外對於AI科技，大謙也語帶保留。他認為就現階段而言，創意發想仍然是AI的硬傷，要取代人類還有很長一段路，「我請AI想的企劃都很過時且難笑」。大謙認為論幽默程度，機器還是遠不如人類。因此他覺得文組生大可不必焦慮，把AI當作整理資料、輔助自己的工具即可。說到底，大謙表示任何科系在出社會後的起跑點都差不多，重點還是在有沒有辦法將自己的專業與未來市場媒合。   未來創作趨勢：任何表現形式都有市場           關於未來趨勢的觀察，大謙有許多獨到見解。影音方面，近年短影音創作如日中天，大謙也從客戶喜好的改變第一時間察覺。但同時他也認為如今的串流平台是分眾市場，長短影片各自會有自己的擁護者，像大謙吃飯就一定是要配長影片，短影音過快的節奏會令他食不下嚥。同時他也透露短影音雖然通常製作成本較低、廣告效益相對划算，但高預算的短影音市場依舊存在，只能說「要難還是可以很難」。             大謙舉的例子是他與彥儒一起經營的頻道「什麼意思」。相較於他自己頻道的影片通常需要大量的前置企劃，「什麼意思」靠的是即興發揮，看點是在兩人實際互動迸出的笑果。講求清楚簡單的大謙本來也不習慣此頻道相較誇張斗大的標題設計，但後台數據顯示流量意外不錯，可見真的是各有各的市場。關於創作型式，大謙也分享一個有趣的感想。在他就讀廣電系大一時，有一堂基礎影音課程的作業是以PPT製作動畫，當時許多同學都嗤之以鼻，認為形式過時。沒想到去年爆紅的「山道猴子的一生」其實就是以這種再陽春不過的方式作成，「可見任何形式的東西，只要你做得好都有會有這個市場」，大謙有感而發。   少看酸民，多看作品，擴大你的眼界與道路             即便大謙以毒舌反擊酸民聞名，但隨著社群平台愈來愈多，不免還是令人好奇他是如何面對排山倒海的好壞聲音。大謙苦笑表示，看到負評一定會有情緒波動，不過比起難過更多是生氣，覺得對方根本沒看懂，但現在包袱多了，不再像從前能隨心所欲反擊，因此很多時候只能學習自己消化。大謙整理出的三個方法是：少看、同理、創作。大謙奉勸創作者真的別海巡自虐，不主動看評論，心情會好很多。同理則是轉念，想著自己也是會有忍不住批評他人的時候，意見不同是多元社會再正常不過的事。創作是大謙很喜歡的抒發方式，不管是唱歌、拍片，都能將負面情緒轉化成很特別的成果。           最後我問大謙想給新手創作者的建議，他表示除了攝影、剪輯這些基本功，關鍵的還是「多看」。不要只看自己熟悉的領域、多看別種形式、其他族群、不同國家的作品，唯有擴大視野，你的創作才會增加更多可能性。談起新手時期的茫然，我讓大謙假設，若能和當年那位新手的自己對話會說些甚麼?大謙想了一想，肯定地回答：「要他相信自己」，我會這樣告訴他。你現在做的事是對的，你可能會徬徨、可能會懷疑自己，但你正走的路，在未來是很有發展機會的。大謙說完也笑著說，其實我更想叫他把握青春啦，但又怕他太放縱自己!               從徬徨到自信，大謙擁有獨特創意，也具備高效率的企劃執行力，一路上創造出許多充滿笑料又深具人文關懷的影音作品。他希望透過自己的經驗分享能讓政大的學弟妹從中找到一些共鳴與同理，轉化為受用的養分，勇敢且踏實地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別著急，用自己腳步體驗世界 —— 專訪「里長姊」林燕玲   文｜黃淑珺         猶記去年藍天白雲的夏日午後，我前往里長辦公室拜訪燕玲學姊的路上風景。搭公車抵達位於新店區的百福里，經過面對大路的商店，轉進巷子就看見保留至少三十年老公寓，圓頂窗戶、流水小圳實在可愛。眼前的道路、小巷整潔乾淨，愉悅地在社區慢步欣賞老公寓建築。林燕玲學姊七歲就搬進社區生活成長，如今成為「里長姊」。雖生命歷程轉折甚多，卻不曾想有這麼一日投入公眾服務。初遇燕玲學姊是在廣電係畢業三十週年系友回娘家活動，學姊分享她從專注照顧小孩的家庭主婦，轉身參政成為「里長姊」的經歷。藉著訪談讓我有機會一探里長的工作與日常生活，以及學姊在廣電系畢業後經歷人生道路抉擇與轉換的過程。   里長日常生活就是工作       所謂「里長辦公室」原來就「里長姊」的家，生活與工作空間幾乎無法分開，辦公空間旁邊就是照顧年邁父親的起居室與生活空間。燕玲學姊說道，這個工作基本沒有上下班時間，每日睜開眼睛就是上班，閉上眼睛才是休息。說到里長工作的核心，簡單說是路平、燈亮和溝通三大項，但其實是社區裡的日常生活細節。她分享在社區裡對環境問題較為費心，如亂丟垃圾、路霸、噪音也是里民經常反映的問題。因此對她來說，與里民溝通與互動是重要的部分。她開玩笑說，為此她經常得像農夫巡視稻田般，在社區裡走動觀察，累積不少有趣小故事；譬如協助里民將掉進水溝裡的手錶撿起來、小朋友鑰匙圈弄丟等。這反映「里長姊」工作與日常無法分割的一面。      百福里是個不小的里區，里民大概有三千人；以里區事務管理的角度而言算是適中尚能負擔的程度。燕玲學姊說到，都會型社區並不如鄉村型社區環境，鄰里能夠每日碰面打招呼，到了她們這一代的居民即使是長居於此也未必會認識彼此，因此社交媒體也是重要的互動工具，其中Line 和臉書是燕玲學姊與團隊共同經營。翻閱「里長姊」臉書會發現追蹤人數約兩千，line群組也有四百多人；在通知里區事務與活動的消息都透過這兩個管道流傳。這些溝通管理都是里長的工作之一。學姊笑著說，這麼錢少事多的工作，也就有離家近這個優點。那燕玲學姊又是怎麼踏上參選里長之路？   父親與貓：參選里長是為了給菩薩還願         關於參選里長，是人生的一條岔口，完全在預料之外的決定，那時候生活出現巨大轉折。燕玲學姊分享第一次決定參選里長的決定，使她鼓起勇氣的動力是老父和貓咪。當時父親病重昏迷，她曾暗自向菩薩許願，只要父親甦醒好轉就盡己身之力從事公眾服務。其後不久，父親的病情竟是奇蹟般好轉，如今父親仍在身側。在我們談話之間，學姊邊應付不間斷的工作電話，身旁也有位外籍看護姊姊幫忙照料父親。我想這是離家近的優點。除了還願，燕玲學姊說起心動念參選里長有部分受到中壢一位里長啟發，偶然從新聞看到里長在社區帶頭實現為浪貓結紮的計畫。作為愛貓人士，與友人閒聊時忽有所感，選里長有何不可。適逢2018年村里長改選，在友人的鼓勵下，學姊決定獨立參選。回顧當時，燕玲學姊直言對里長的工作、公共事務毫無概念；但似乎帶著冥冥中注定的命運，她說，當時向神明筊杯得到聖筊就鼓起勇氣嘗試參選。而當時里長已經連任三十二年，所以也想嘗試是否能夠為社區帶來新的氣息。在第一次競選里長的過程，學姊堅持自身的信念用環保選舉的方式進行，不成立競選總部、不懸掛旗幟、不租用宣傳車廣播造勢擾民，只靠著在社區裡、街道上發傳單，只花費一萬一千多元當選里長。這在新店區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她就這樣投入里長工作至今。         競選里長是個充滿挑戰的學習過程，接觸完全陌生的領域。燕玲學姊說，當時候就拼著一股堅持和不害怕的一股勁。在沒有助選團隊的情況下，她早在半年前開始每日都到社區裡走動、發傳單，聆聽里民的意見和需要。在這個過程裡她發現有些社區的環境問題隱藏在日常生活裡，如果忽視不管就會積累，譬如垃圾的問題。因此接任里長後，她就開始著手想辦法處理。學姊說道，社區張貼公告有效久而久之居民就會維護社區環境，一開始人們不在意社區垃圾與髒亂，是以為沒人在意，就如破窗效應。如今大部分時候社區街道都一定程度上維持整潔與不髒亂的情況是經營多年的結果。   從廣電系到法律領域            燕玲學姊在廣電系畢業後並未踏進傳播領域，而是在婚後多年從事地政士，並與律師合作經營法律事務所。她在系友回娘家活動曾分享，在填鴨式教育下成長，那更是箝制思想的威權時代，當時年輕人並不被鼓勵要探索自我。因此大學畢業後並沒有進入傳播領域工作，也不清楚自己想要做什麼；在結婚生子後，為了工作與生活平衡也就更不考慮傳播性質的工作。後來在朋友的提議下，到輔仁大學進修法律，才發現法律並非一般想像那般枯燥乏味，更找到事業發展的道路。學姊說道，進修法律時大部分是在職人士，藉此認識不同領域的同儕如醫生，瞭解法律知識在日常生活或不同領域之必要。從廣電系到法律系，打開了不同視野瞭解人生有其他選擇的可能，也對如今參與公共事務有極大幫助。           在考上代書執照後，以地政士事務所獨立開業，其後與律師合夥共創法律事務所。學姊執行代書工作多年，雖然多為土地產權相關事務，但也瞭解到有些民眾受教育程度不高，無法處理文書與法律事務。因此在當選里長後，運用自身法律知識與專業背景，提供社區里民協助，律師夥伴也會不定期到社區進行免費的法律諮詢與援助。說到此學姊分享一般里民可能遇到婚姻關係、遺產分配等家事糾紛，就能夠找到辦公室提供協助。跨學科的學習經驗與工作，也讓她在區公所擔任調解委員時幫助許多，不僅有法律知識的保護也比一般人瞭解溝通的技巧與藝術；而這些是經由長時間的生命經歷累積來的。           當然里長也並非表面看來那麼簡單，學姊說到即使里長工作看似簡單，但有時候要去面對許多衝突和糾紛，而「里長姊」認為最重要的特質是耐心。在人與人的互動過程，雖然是需要服務的里民，但大部分時候是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因著某些事件而碰見；如何在短時間內獲得對方信任，接受善意並願意溝通往往是最大的挑戰。問及任期四五年以來，碰過最難處理的事件。學姊毫不避諱地說起發生過美河市居民抗議與圍堵行動，居民與建商發生衝突，而作為里長要去解圍和化解衝突的經驗。學姊也坦言有些事情有些里長不太願意觸碰，因為會產生許多衝突。但面對到的話，還是得要進行溝通。   「里長姊」的社區小故事         說到公眾事務，燕玲學姊表示在廣電系學習到廣告、宣傳相關提供不少幫助，尤其是成立「百福里愛心認養小棧」。談起毛小孩，燕玲學姊忍不住侃侃而談起成為「貓友」都會經歷一個共同的過程；也就是剛開始在家裡養貓，接著就會在社區裡餵養浪貓、為浪貓結紮。也就是這個經驗使得她在當選里長後，推動與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合作，成立「愛心認養小棧」協助動物之家的動物認養。分享她最開心的經驗是幫助一隻二指的畸形胡克貓找到領養主，也就是透過一篇有趣的文稿、照片為毛小孩找到新的家。認養小棧不只協助認養，也能有效解決社區流浪貓不斷增多問題，與里民共同照顧貓。         在學姊的臉書也會發現「里長姊」主辦各種活動，鼓勵里民參與；其中包括二手舊物認養活動如「你的舊愛我的新歡，以領養代替購買」這樣的宣導文案。學姊說道，結合中秋節、端午節的大型節慶活動，透過遊戲的方式，不僅宣導舊物回收延續物品的使用壽命，其實也是促進里民之間的互動。剛接任里長時，里民都完全不熟悉，如今走在路上隨時都能與里民寒暄招呼。此外，學姊承續前任里長建立起來的夜間巡邏隊，結合社區之中有熱忱的志工無籌每日夜晚到社群各個角落巡邏。由於隊員都不像警察經過專業訓練，不會佩帶防身武器或警棍，也沒有執法權力；因此巡邏隊僅是上過民防課程，在夜晚巡視提供社區里民安心的作用，譬如大門沒關、車鑰匙忘拿等情況，或有較少的情況是遇到火災協助交通指揮與通報。學姊熟練地分享「里長姊」日常工作，可見她投入其中。   「別急，我五十歲才找到自己喜歡的方向。」       距離大學畢業三十年，學姊回顧廣電系四年的收穫，是認識了一群個性與眾不同的同學，而與這些人相處對人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無論當時是開心或是難過。而這個世代就讀傳播或廣電的大學生，面對現下媒體產業的多元，雖然看似發展出路變得更多，但也可能會不知道要如何選擇，更多時候會產生迷惘。學姊坦然地說道，自己也是到了五十歲後才找到真正喜歡方向。想要告訴學弟妹，不用著急。二十幾歲畢業不一定會找到自己想要的路或做的事，也可能不會一輩子在同一個領域發展。雖然無法避免地會產生焦躁感，就像她鼓勵兩個兒子多做不同的嘗試，也想要鼓勵學弟妹勇敢地體驗這個世界。只有經歷以後，才會知道怎麼做出不同的選擇。   訪談於2023年7月 新北市百福里

【照片提供／江麗梅；文／黃薇心】 在木柵劇場，各種探索與體驗 大學那年，江麗梅跟傳播學院的同學們創了一個劇團。劇團叫「麥高芬」。關於劇團要叫什麼，江麗梅其實沒什麼想法，「是那些厲害的人取的」──她口中厲害的人，包括李豐博學長、梁弘儒以及後來得到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提名的編劇何昕明。 她的大學消磨在不見天日的地方。政大傳院劇場的副控室一直都是她心目中齊全萬能的副控室，那裡有一整櫃的黑膠碟片，一整櫃大學生的夢，在黑暗中搪塞浪漫主義大學生的理想與虛無。映入眼簾的文藝電影，是楚浮的「四百擊」、柏格曼的野草莓、格林那威的「廚師、大盜，他的太太，她的情人」；還沒褪色的鮮紅座椅像海一樣淹沒劇場，在蓬鬆的夢被現實浸濕而消融以前，他們的眼睛在黑暗中反射投影機的光束。 他們大笑，他們大哭，他們請賴聲川表演工作坊的演員老師來上課、請人教他們化妝，學習扮演不知名的戲碼，練習成為一個不是自己的角色──演員、舞監，一齣關於衣櫃的、忘了叫什麼的戲。他們躺在舞台的黑膠地板上，把發光的 Leko 跟 Par 當作星星，把黑盒子當作真實。 「在暗房待到凌晨，還是沖不出反差。」第一次進暗房，江麗梅的照片怎麼樣都沖不好。成像以前不能見光，在無明而悶熱的世界裡，一切只能去感覺。用手去感覺底片是否卷在正確的位置，用時間去顯影，用黑夜把青春的切片換成一張又一張失敗的照片。然後走出系館，回到充滿聲光效果的世界，攝影成為江麗梅看世界的方式。 在台北敦南誠品，學會做事 「我第一次看到李安。」 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敦南誠品，是新時代下文藝青年思想的溫床，也是江麗梅的。 從廣電系畢業後，江麗梅先做幾年的電視節目後因緣際會到誠品做活動行銷。她辦誠品講堂，每週二到五有不同主題的講座，從文學、建築、到電影；從誠品講堂，到合辦電影節，那是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時代，江麗梅在誠品見證了哈利波特首集的出版與發表，也曾在萬頭攢動中掛著工作人員的吊牌，親炙許多電影大師，包括第一次看到李安導演被遮住一半的側臉。 在誠品，她也曾邀請知名的藍祖蔚、聞天祥擔任講師，策畫電影系列講堂內容。白天她在誠品做活動企劃，見一個又一個的人，讓每個齒輪能順利扣接並運轉，讓鍊條能順利地轉動一場又一場活動，下班後她用買到的金馬套票劃位，看一場又一場的電影，很過癮。 在誠品畫廊，她看過蔡國強的爆破，見過江賢二的潑灑，一場又一場的電影節，講座、展覽，她培養了美感；雖然只是小職員，但她見證了誠品創辦人吳清友先生對細節的執著、對美感的雕磨。在誠品，她學會專業做事，累積活動實務經驗。 後來，敦南誠品歇業了，人們蔓延在電影座談會與發表會的台灣新浪潮褪去了，江麗梅離開文化傳播的工作了，但誠品的一切，都是她的濫觴。 在台北 HP，迎來慢 10 年的出國進修 江麗梅從沒想過自己會進入科技業，因為她打了一盞燈。 在誠品工作時，有一次她負責由 HP 贊助的一個攝影展；在展場她因為幫 HP 大尺寸繪圖機調整了燈光而被賞識，被問要不要去 HP 工作。 就這樣，江麗梅進了 HP，待了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一年半。 每一天，江麗梅都想辭職。 她聽不懂專業術語。其實也不是聽不懂，只是她不懂科技界同事們為什麼總是只在 Market Share、Meet the quota、進銷存中打轉。「他們講中文我也聽不懂，講英文我更聽不懂。」江麗梅說。她的生命力在這裡被扼殺了，像是一直都信奉緣分地跟隨海潮，卻被擱淺在險惡的海灣。直到某天被 PM 交代要辦一場 Fashion Show，她彷彿活過來了，「辦活動是我拿手的事啊！」她不喜歡冠冕堂皇的教條，她會變魔法，她會說故事，她擅長協調與溝通，從無到有地讓人們沈浸其中。 Fashion Show 後，她還是從 HP 畢業了，帶著從這裡得到的資源與被洗亮的眼睛，到英國攻讀活動管理的碩士。 「我做什麼事都晚別人十年，讀書也是。」她說。但她不追不趕、不急不徐的走著，用自己的步調、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重視語言，因為這是幫你睜開世界一雙眼睛。儘管世界有時會排山倒海地朝你襲來，儘管長大有時候是用很粗暴的方式把你撕裂，無論如何還是要說話，用不同的語言，體驗不同的人生。 她喜歡讀書，但不是一直唸書。有人說，你就是你所走過的路、讀過的書，因為每一本書都是一個宇宙，即便是剎那，隕石的撞擊都會讓世界如此不同。 為燃燒而燃燒只會成為死灰。雖然充滿理想地燃燒也會。但在抵達生命的共同終點以前，你自焚的方式會讓你發出不同的光。你可以為了過世俗所謂更好的生活而做著不喜歡的工作，也可以討厭著自己但熱愛著自己所喜歡的事情；你可以走上不同的路、成為不同的樣子，但還是同一個人──一個心靈剔透，對生命熱忱閃爍的人。你要記得。 岔路口，上海與台東之間 每段英雄旅程都會有轉折──主角要迷失。 從英國回來後，陸續在誠品的信義旗艦店與松德策略行銷處重新建立誠品會員制度，又工作了幾年，從前在敦南誠品的主管問江麗梅想不想去上海。「去上海工作。」江麗梅說，大家當然都想去上海工作。 就在她訂好飛上海單程機票的前五天，另一個緣份出現了。 2011年初，「一位在誠品認識的出版界朋友問我，可不可以去亞都麗緻飯店嚴長壽總裁剛成立的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他們很需要有活動經驗的幫手。」 從小在台北長大、讀書、工作的江麗梅，面對來自非營利組織工作的邀請，她困惑了。多數人都會想去上海大城市賺取高薪、累積人脈、擴展視野，誰會想去非營利組織啊？ 主角在舒適圈裡迷失，才能看見新的世界──這片未曾想像的土地在召喚她。 江麗梅與家人商量後，決定留在台灣，跟著嚴總裁一起做公益事業，剛開始主要負責 Summer Camp，美國 ETA4 與台灣大專院校的志工，搭上前往台東的火車，服務偏鄉的原住民孩童。同一年，嚴總裁因緣際會決定接管當時位於台東的均一中小學，原本計畫外派一年協助學校的轉型，沒想到一轉眼，已經外派在台東工作 13 年了。 在台東，跟著嚴長壽身邊學做人 享受單身的江麗梅，成為偏鄉原民孩子的家人。 自嚴長壽董事長接管學校後，經過多年的努力均一已經成為一所國際教育實驗學校，從國小部推行華德福教育，國、高中留有 ⅓ 名額給花東家庭經濟弱勢的原住民孩子，她幾乎認得每一屆的每個學生，在走廊上叫得出每一個人的名字。她記得的不只是形體或印象，哪個孩子的頭髮長短、歌聲嘹亮、眼睛深邃，更因為她到訪過每一孩子的家庭，知道孩子原生家庭的狀況與曾遭受過的辛苦，因此，希望集結教育資源，幫助孩子們有機會透過教育改變自己的未來。 她不只成為學生的家人，也是學校老師的家人。「董事長特助的工作很龐雜，要處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會認識每一個人」所以學校有老師車禍，江麗梅除了很快陪同董事長、校長到醫院探視外，江麗梅還會在第一時間打理幕後聯繫醫院事宜。 現在她也同時擔任畫家江賢二藝術文化基金會的推廣工作，「也是緣份，以前在誠品畫廊的時候，有機會看過江老師的作品。」在時間的巨流下，她從不介意任何命運的拍打，於是成為一塊蘊藏豐富能量的圓石，讓不同的人變得更滑順；從不在意付出多過獲得，因為她的付出就是她的獲得。 「因為可以讓人變得更好。」江麗梅的眼光轉轉，好像生命中的每一份境遇都匯流到此刻，讓她閃爍。 塵埃的偉大 我覺得妳的一生好像就是在默默地不同的大人物背後，像吳清友啊、嚴長壽啊、江賢二啊，「甘願嗎？」我看著江麗梅。 但女人的一生好像就是不問值不值得。 如果要出版一本優秀男性的自傳，故事的源頭會從他哪裡出生開始寫，但你不曾在乎眼前一個中年女性是在哪裡出生長大，因為女人的命是牽著她的孩子，依著她的老公。就像商業週刊在乎的是嚴長壽而不是他的特助，是吳清友而不是他的行銷人員。 而我眼中的江麗梅是這樣一個女性：在事業應該有成的中年，選擇快樂單身，沒有在年過三十後定下來，漂泊在不同機遇間，當著別人的助手。這樣的小人物，與其說像結構裡的小螺絲釘，不如說是塵埃。 但她告訴我，她在這些大人物身上看見了光。 「我學到很多。在嚴長壽先生與吳清友先生身邊，雖然我只是一個小職員，但看著他們如何對待別人、如何處理事情，我才真正學會成為一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我腦中浮現一個畫面──在座椅鮮紅像海的劇場裡，有一群創立劇團的大學生捲動著文藝電影的膠片；他們的眼睛在黑暗中反射投影機的光束，光束裡灰塵在跳舞。 後記：學姊好書分享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的《第二座山》（The Second Mountaion）。 這十多年在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與學習，放下自我，貢獻社會，正呼應著作者描述的第二座山的生命價值與意義，也分享給學弟妹。

【照片提供／吳季恩；文／陳姿樺】 一年前訪問吳季恩時，中國導演魏書鈞的作品《野馬分鬃》正好剛於台灣上映，訪談時吳季恩主動提起這部電影：「很好看，妳可以去看看。」 故事啟發自魏書鈞的大學生活，主角阿坤是影視學院錄音系的學生，在片場混久了總覺得自己「有料」，外人看來卻比較像是個不可一世的年輕人；生活諸事不順而心仍有所理想，像是電影中那輛二手吉普車破爛不堪，但他依舊相信它能載著他抵達內蒙古的那片草原，那裡會有答案。 不知道是巧合抑或是個人腦補，片裡的阿坤、現實中的魏書鈞，與眼前的吳季恩，似乎有某些關聯存在。都是廣電系所出身之外，魏書鈞與吳季恩年齡相仿；而總覺得自己有些什麼、卻又對生活充滿無力的阿坤，或許也恰恰反映了不只是吳季恩，也是某種年輕創作者的縮影。 成為導演這件事 吳季恩是真的有一些什麼的。 2013 年畢業於政大廣電系，而後就讀北藝大電影創作學系研究所。大學畢業製作《救命》獲得 2013 年台北電影獎最佳短片，2016 年以《翔翼》入選溫哥華國際影展，2019 年則參與編劇《天橋上的魔術師》，並入圍第 56 屆金鐘獎戲劇節目編劇獎。 而這一切的起點，是國高中在所謂的「好班」與補習班度過的他，暗自希望大學可以不用再唸書，於是廣電系成為一個選項。至於真的做出選擇，大概是當時看了《九降風》，「我第一次看到螢幕上的主角跟自己講話一模一樣、擁有類似的情緒。」故事背景同在新竹，主角設定同為高中生，甚至劇情也包含他喜歡的中華職棒。吳季恩第一次發現，原來電影能夠這麼靠近人生。 進入大學後，吳季恩如預期地，沒花太多時間在教科書上；不如預期的是，他還是看了不少書，多半是老師在課堂上推薦的小説與延伸作品，也時常進戲院、跑影展。那時他根本也沒想過要當導演，「就覺得創造一個東西好像蠻有趣的，也是當初很幸運考得很好啦。」 他説自己是一個幸運的人——高中功課很爛卻意外考上政大、開始拍片然後在課堂上遇見易智言導演、廖慶松剪接師，畢業製作甚至拿下了台北電影獎。「小時候在藝文類的任何領域，我的表現都很糟糕。」不會音樂、不會畫畫，但在拍片上他好像幸運地找到了著力點，「我不用真的去碰攝影機或是美術陳設，但是我知道腦海裡的畫面怎麽做會比較好，再請別人幫我呈現出來。」 從《怪罪》到《救命》，在校期間拍攝的短片或得不錯迴響，旁人説他有天份，他也發覺自己在這件事上特別專注，「那個學期要做這個作品，我好像整個學期都只想著這件事。」拍片、當導演，不只是能走的路，更是想走的路。 追著胡蘿蔔跑的兔子 「那時候真的很膨脹，會覺得我好像三十歲之前就可以拍（長片）電影了。」大學畢業就拿獎，後來的作品也時常入圍，而當年和他一起參加金馬電影學院的陳哲藝，甚至隔年就拿到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有一天，應該也會輪到自己吧？ 一晃眼，距離上次站上北影舞台，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進入社會後，吳季恩突然發現，比起知名導演，自己更多時候是影視圈中一顆小螺絲釘般的存在——幫別人寫劇本，有時也拍廣告，或是接案當當副導；沒有接案的日子，也曾經拮据到去服飾店當派遣工。 那時的工作，不外乎是被要求清掃貨架上的灰塵，結果發現灰塵只會掉到其他的襪子上；被通知去倉儲整理，才知道是成堆的紙箱沒按照大小排放，所以得一一重新堆疊⋯⋯他始終無法理解這些工作的意義，那些困惑併著打工完的腰痛形成某種絕望，「 我記得那幾天下床都很痛苦，那時候覺得我真的是個廢物，連這種工都打不了，如果我在影視業也不能繼續下去、連我自己擅長的東西都做不了，該怎麼辦？」 我問他，沒想過要放棄嗎？吳季恩説自己並不擁有這個選項，好像要有別處能去才能談要不要放棄，但他沒有別的地方能去了。「如果不做影視業，我有什麼東西可以維生？或是如果不做影視業，我是怎麼樣的人？我完全想不到。」 像是一隻不停追著眼前胡蘿蔔的兔子，「你一直在往前跑，但這個胡蘿蔔如果掉下來或是再也吃不到，你可能跑到一個沙漠都不知道，那時候就來不及了。」好像沒有別條路可以跑，但眼前這條路繼續跑下去會是好的嗎？會有結果嗎？他還沒有答案。 但吳季恩可能真的是個幸運的人吧。他笑説每當覺得自己快要以台北車站東三門為家的時候，總是突然就有案子進來了，就像那時被楊雅喆找去參與《天橋上的魔術師》的編劇工作，「還好有遇到他，他拉了我一把，那接下來我就要很努力地做電影，至少不要愧對之前發生的這些事情。」 持續拍片、當導演，然後創作出自己的長片作品，離這樣的胡蘿蔔還有一些距離，但既然沒有別條路去，那就不要愧對一路以來的幸運，繼續往前跑看看吧。 長出一片草原 訪談時，吳季恩説到他正在著手自己第一部長片的劇本；而今年，已經能看到這部劇本入選高雄編劇駐市計畫，叫做《雞翅》。他確實又前進了一些。 想起那時我們聊到創作，他拋出問題：是想要成為一個怎麼樣的創作者，或是單純想著要創作出怎麼樣的作品？ 「我一開始我覺得我應該是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想要成為厲害的導演，但我不知道那些厲害導演的內容物是什麼，然後這個東西好像支撐我很久。但是遇到不如意的時候你會發現，我可能不是侯導、我可能不是楊德昌⋯⋯那時候就覺得很緊張，但後來慢慢覺得，專注在我想要創作出什麼東西就好了。」 創作者的內心總是有各種靈魂拷問，要不要繼續創作？不創作的話還能做什麼？要創作的話能不能成為自己心中嚮往的那些導演？諸如此類的問題大概不會有結束的一天，但至少此時此刻他知道，他無法成為侯孝賢，也無法成為楊德昌，他只能成為創造出自己心中所想的吳季恩。 從前些年拍攝的短片《田中的紅旗幟》、《赤島》，感覺得到他對政治相關主題的關注，於是結束後順路帶他去看看政大的連儂牆，也聽他談新劇本的構想與各種思考，記得他一講起來就滔滔不絕，眼神裡有即使辛苦卻依然正在發著的光。 「做這種工作的人，好像只要有一個篤定的東西在那邊的時候，眼前的路就變得很大條，因為一想到那個劇本，我突然就心裡一片祥和，像阿爾卑斯山的草原一樣。（笑）」 像《野馬分鬃》裡的阿坤夢想著抵達內蒙古的草原，吳季恩心裡也有一片草原。儘管他仍害怕路的盡頭其實是沙漠，但他還在路上。

【採訪撰稿／白欣平；攝影／黃文彬】 葛大為畢業於政大廣電系與廣電所，在學期間就進入唱片業實習，一待就在華語樂壇耕耘 20 多年的時光。他不僅負責音樂企劃，同時也是名資深的作詞人，如蔡健雅〈說到愛〉、徐佳瑩〈你敢不敢〉、張惠妹〈連名帶姓〉、陳奕迅〈我們〉的歌詞皆是出自他手。2021 年，葛大為更以田馥甄〈無人之曉〉奪得金曲最佳作詞人獎。本次將深入理解葛大為的創作心法，以及在這個串流當道的時代，音樂該如何製作才能抓住當今聽眾的耳朵。 好奇心是創作源頭，不要去麻痺感覺 談到創作，葛大為提到「感受」之必要，要成為一名好的創作者，便需要有細膩的感受力去觀察生活。他舉出不同城市的天空與空氣，顏色、高度與質地都存在著差異，而創作者正是要以好奇的眼睛，打開身體細胞感覺這一切，沈浸其中，並將這些感受仔細地整理，儲存到自己的創作資料庫內。若是安於單調的生活，感覺也將漸漸麻痺，為了保持感知新鮮活躍，需要適時向外拓展生活，讀書、看劇、到咖啡店聽旁人說話、前往一家沒吃過的餐廳、到異地旅行，都是葛大為擴增感受體驗，為創作資料庫增添素材的方法。每當要創作歌詞，他總會思考聚焦在何種感情與經驗上，接著搜尋自己的感受資料庫，提取符合主體的資料，然後加以輸出。 該如何寫出一首能觸及人心的歌詞，葛大為笑答「創作沒有容易的。」他說那樣的「難」在於創作無法說要就要，無法像工廠大量生產，也不像寫報告坐在桌前 8 小時就能有成果。有時感覺會忽然跑出來，就要趕緊記下來，但也有時想了老半天卻什麼都沒有。創作是如此困難又不穩定，但也正因從「無」經歷痛苦孕育創造出「有」的過程不易，成果才會如此珍貴，從中獲得的樂趣更是其他工作難以比擬的。 當一顆海膽，平衡感性與理性 創作者是那樣的細膩，無可避免地在生活中接收大量的情緒與訊息，但也因此容易暴露在脆弱與傷害中。對此，葛大為反而認為：「如果有那麼多的感性就需要相對的理性去照顧它，而不是保護敏銳不是把自己變不敏銳，這樣就寫不出來東西。」就像「海膽」一樣，以堅硬的理性外殼保護柔軟的感性，創作於是成形。每個創作者保護敏銳度的方法不同，有人喝酒、有人運動、有人旅行，葛大為則選擇算數讀、打手遊這類動用理性腦的活動，好讓感性腦得以短暫休息。他也提醒，每個人的個性不盡相同，不需要照著別人做，只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法。 串流音樂趨勢：單曲市場 提及對現今音樂產業的觀察，葛大為表示與自己過去的聆聽經驗確實不同。小時候因零用錢有限，能買的唱片不多，所以他也格外珍惜，不只詳閱每首歌的創作者與企劃，更把專輯非主打歌都聽得熟透。如今串流時代當道，聽眾可以自由選擇歌曲聆聽，導致大家可能只聽主打歌等特定歌曲，卻未必會接觸專輯的其他歌曲。於是，當前音樂產業自然而然轉向為單曲市場，不像從前可以用一張專輯十首歌講述概念，今日必須只用一首歌就把事情說好。儘管如此，葛大為說「變動」是這一行的常態，但不論怎麼變，聽音樂仍是一項被大眾所需要的娛樂，而流行音樂則反映當下的潮流與人們的集體意識，也因此創作永遠需要了解現今人們在想什麼、關心什麼，才能更有效地與大眾溝通。 訪談中，葛大為就像是個武林高人，多年修煉之下，無論是創作、音樂產業到如何平衡自我等各種問題，他總能精準的一招接著一招仔細回答，像純釀不摻半滴水。精實的功力不是一朝一夕練成，這是葛大為打從心裡對音樂的熱愛，與在音樂圈近 20 多年的磨練，一點點從經驗中慢慢累積而來。

【作者／周珉】 與唐德蓉學姊視訊訪談時，能看出學姊有些疲憊，接著學姊便帶著歉意說著自己身體不適，恐怕無法進行長時間的深談。但從應答中便可感受到，唐德蓉學姊早已熟讀訪綱且擬定回答，在訪談時更是盡己之力詳細地回覆了所有問題。而訪談結束後，學姊又捎來一封對於自己訪談時身體欠安的道歉信，並附上事先擬答的文字稿，也可從中看出唐德蓉學姊，作為主播與老師，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與使命。 －－－ 大學遇恩師點亮生命的光 剛進大學時，由於性格內向以及高中非傳統前三志願學校出身，唐德蓉時常感到惶恐與自卑，再加上廣電系許多課程需要在課堂上自我表達，擔心自己口才不佳的她更是備感壓力，而後便成為系上的獨行俠。與系上同學疏離，加上認為自己不如人的心理障礙，使得唐德蓉患上了暴食症，甚至因為心理狀況而時常翹課。 所幸，大二時遇到了生命中的恩師——關尚仁老師。關老師當年是廣播節目製作課程的授課教師，儘管那時唐德蓉在課程中因為身心狀況不佳，而在作業表現上不甚理想，關老師依然給了唐德蓉一個「恩典分數」。爾後，關尚仁老師成為唐德蓉的班導師，仍時不時會關心她，讓她感受到溫暖與支持。 唐德蓉之所以會回到政大授課，一部份也是受了關尚仁老師的啟發。唐德蓉畢業後進入新聞業擔任記者與主播，十七年後卸下主播的職稱，受到關老師鼓勵，她回到傳播學院的 EMA 繼續進修。之後擔任《基督教今日報》執行長一職，又因引薦回到政大廣電系教課。和關尚仁老師一樣，唐德蓉帶著在業界實務經驗回到學校，將多年來實務界的歷練傳授給學弟妹，更希望延續關尚仁老師的教育愛，協助每個學生走上人生中最好的道路。 新聞業正在轉型 唐德蓉在大三大四時就立定志向要往新聞業前進，選課自然也以相關課程為主。回憶當年，系上邀來主播張雅琴與李四端授課，她也在大四修習了張雅琴開設的「電視新聞製作」。課程規定每週平日都要進行新聞採製，週六則要進棚模擬新聞播報，當時唐德蓉負責擔任主播角色，也奠定了她未來進入新聞業的基礎。後來，唐德蓉藉由過去曾經受惠的課程，將其教學設計的內涵運用到自己的授課內容，希望藉此讓同學提早了解業界實務的運作。 廣電系畢業後，唐德蓉幸運地碰上中視招考也順利錄取。而後，受到當時中視總經理朱宗軻的提攜，以記者為起點，接著開始播報氣象，半年後即坐上午間新聞時段的主播台。當年老三台的時代，是有機會在從業一兩年內達到百萬年薪的黃金年代，唐德蓉感慨地表示，入行十八年來，她的薪水不增反減，新進記者的薪水也不如過去優渥，新聞業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如今新聞台為了與新媒體影音平台相抗衡，新聞主播注重的面向從原本的專業印象轉為親民形象，內容產製的型態更是要迎合年輕族群的喜好，才得以在製作影音門檻降低的年代，與其他平台爭奪瀏覽人數。 離開新聞台的幾年後，唐德蓉到首家純網路基督教報紙——《基督教今日報》擔任執行長。期間，唐德蓉注意到原先使用的推播媒介 Line 從免費制轉為付費制，每個月推播新聞的花費就來到數十萬，然而非營利機構的《基督教今日報》單靠奉獻當然無法負擔如此龐大的費用，為了能讓閱聽眾繼續收到新聞資訊，唐德蓉與團隊突發奇想，不如以「教學」的方式協助閱聽人轉換自身的閱聽管道。 唐德蓉便開始在《基督教今日報》的 YouTube 頻道開設「唐唐姐教你玩 Telegram 」單元，運用過去新聞主播的訓練，以專業又親民的形象，幾乎是手把手地帶著閱聽眾認識與使用 Telegram，再搭配上清楚的字卡與圖示教學，無論是不是《基督教今日報》的閱聽眾，都能夠藉著影片輕鬆上手 Telegram。 回到校園，教學相長 受到孫式文教授邀請，唐德蓉在政大開設的第一門課程是「影音新聞—電視」，希望藉此協助政大學弟妹提早具備新聞產製的基本能力，並得以了解新聞產業結構與生態，同時洞悉新聞人的現況與挑戰，讓學弟妹能在畢業前就預備應有的能力，畢業之後得以迅速與實務接軌。 唐德蓉在課堂中也發現，現在的學生求知若渴，無論是對於新知識或新能力的建立都有相當有企圖心，積極度與參與度也都很高，對於想要了解的事物總會主動提問。在與學生的問答之間，她自己也跟著學習與成長，也因此在教學中不斷地嘗試突破自己的知識框架，達到所謂的「教學相長」。 該課的課程設計中，有一半著重在 Podcast 和直播等新媒體型態的製作，由於內容產製方式與傳播工具不停地更新，唐德蓉認為新聞與傳播領域也必須與之進化，傳播人除了傳統媒體應具備的能力之外，更應該培養新時代的數位科技傳播能力，才能跟上這個各種平台百花齊放的時代。 擁有自媒體是生活型態 從唐德蓉所設計的課程大綱中，還有一部分主要講述自媒體的經營。唐德蓉認為，比起討論經營自媒體是否必要，它其實更像是一種生活型態，每當我們在臉書或是 Instagram 上發佈圖文，都是經營自媒體的一種實踐，差別只在於是否能從中獲利。唐德蓉建議，經營自媒體先別預設要從中獲利，而是應該懷抱著對於專業領域的熱情，試著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好友，發揮正向的影響力。 唐德蓉在訪談中提到一個例子，她曾經邀請 Podcast《下一本讀什麼？》的主持人瓦基到課堂演講。原是台積電工程師的他，因寫部落格分享讀書心得發跡，後來開設 Podcast 節目，繼續透過聲音分享他曾經閱讀過的書，短時間內達到百萬收聽量，後來離開台積電，專心經營自媒體，在社群平台上設立專業導向以及族群導向的社團，開設課程的也有上千人次報名參加。 瓦基的例子正說明了興趣與工作結合的可能性，能夠將閱讀習慣的理念推廣給大眾，形成正向的力量。而唐德蓉眼中的自媒體經營者，除了是群體裡的意見領袖，更像是領航者，帶著擁有同樣興趣的群體不斷前進和成長。 學生時代就須超前部署 新聞和傳播這一行，每天都在與時間賽跑，環境相對高壓。對於想要進入傳播業或新聞業的同學，唐德蓉提醒儘早培養耐挫力，才不會被挫折澆熄熱情。此外，感知力、分辨力、表達力與續航力，則是新聞人需要保有的四大能力。 網路資訊爆炸的時代，若是缺乏感知和分辨能力，便容易隨波逐流。因此，新聞工作更需要保持對人、事、物的高度覺察力，才能觀察、發現問題，並從中尋找答案與傳遞資訊；而透過文字、影像、聲音、圖表等方式讓資訊更加易讀的表達力，也是新聞人必備的特殊技能。最後，續航力亦即堅持下去的毅力，這也是能讓自己在職涯中勝過他人的關鍵能力。 即使是在學生階段，唐德蓉也建議要有「超前部署」的意識，不要侷限於課堂要求，更應該主動爭取業界實習的工作機會，近距離觀察實際工作型態，藉此了解自己的方向。而實習或工讀時同等重要的還有建立人脈，為自己增加未來獲得工作機會的優勢。此外，經歷過實習工讀後進入業界，這些先前的經驗也有助於比他人更快掌握狀況，藉此更容易獲得晉升機會。 最後，唐德蓉特別提到，無論在哪個年齡或是階段，都要隨時保持著學習力，在這個更迭快速的時代，若不希望輕易被他人取代，不想被一成不變的生活淹沒，就得為生活與人生找到目標、動力與樂趣，隨時準備好自己，迎接各式挑戰和機會！ －－－ 訪談間，學姊偶爾會透露出宗教信仰對她的影響，從求學的迷茫到當上記者、主播，接著返回校園進修，再到網路新聞擔任執行長，最後到大學任教，學姊認為一切都是上帝預備好的計畫。然而，若沒有保持一顆開放的心，隨時擁抱新的事物，也無法接收到上帝最好的安排。從唐德蓉學姊的課程設計來看，與時俱進的課程內容，也應證了她作為主播、執行長與老師，對於學習力的重視；而帶著經驗再回到校園授課，或許也凸顯了關尚仁老師對她的影響一直都在──延續經驗，並繼續傳遞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