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稿／吳湘雲；攝影／路惟舜】
在訪問前，我讀過許多跟卓庭伍教授有關文章，例如老師的研究論文《女性復仇與母性回歸：1970 年代後期 臺灣新女性主義與社會寫實女星的形象轉變》，以及數場和女性電影有關的講座對談記錄。我對教授不自覺形成一些想像：一個氣場強大的電影人、堅定的女性主義者、對細節有所堅持的藝術家。
大概是基於這樣的想像，除了採訪前充實的準備之外，採訪當天，我早早到了現場，確認場地的溫度合宜、反覆讀過訪綱，並與攝影師確認光線和角度，但當老師走進討論室時，緊張感很快被她溫柔的氣場所撫平，短髮、簡單的白 Ｔ 和牛仔褲，老師有一種讓人放鬆的氣質，讓我原本的緊繃煙消雲散。
卓庭伍教授畢業於政治大學廣電系，到紐約大學進修後，今年開始回到母校任教。她坦言高中畢業後，原是想要選擇臺灣藝術大學或臺北藝術大學，和家人討論後，才決定到政大就讀。卓教授提到，政大的課程不像藝術大學以實務為主，而是實作與理論課程並重，且鼓勵學生多元選課，意外開啟了她對理論的興趣。教授同時也談到許多學生最擔心的問題：「理論是否和實務脫節?」卓教授坦言，「探究純理論是非常刺激的，但理論遇到真實世界的複雜，有些不堪一擊。」卓教授的眼神堅定，「所以，理論非常需要和歷史與真實的社會狀況連結。」而這份連結，也進一步促成卓教授後續的研究方向。
教授以《周處除三害》舉例，這部電影在中國非常賣座，像是在一個封閉的社會，投入一個新的東西，激起的火花是非常有趣的；「現在臺灣正在上映的《鬼才之道》和《角頭—大橋頭》，為什麼觀眾對其中一部片比較買單，而不是另外一部？這是不是反映了臺灣現階段的某種狀態？」
卓教授談起自己的求學歷程，其實，她一開始是想要成為導演，「但十幾年前進入片場實習，那時候的刻板印象還滿嚴重的，不喜歡女性工作人員在拍攝現場。」
同樣身為女性的我內心一沉，想到我曾在《瘋狂女煞星》導演楊家雲女士的專訪中讀到的故事。
楊導演在藝專二年級暑假去實習時，剛到片場就就被問：「妳要跟服裝，還是化妝？」楊導演堅定地說她要當導演。現年七十九歲的楊家雲女士是臺灣電影史上傑出的女性導演之一，即使到近代，仍有像卓教授這樣遭遇不公的經歷，這讓我不禁思考：不健康的片場文化究竟扼殺了多少女孩的導演夢？
「當然有些人可以跨越，但當時的我沒有辦法。」這樣的挫折讓卓教授開始思考，用什麼方式可以投入自己喜歡的領域。後來她到了紐約大學，結識了亞洲電影史的教授，開始思考如何用理論建構對現實的理解，例如剖析電影界需要什麼政策支持，一樣是在為自己喜愛的電影界出一份力。
我進一步詢問教授，過去在片場遭受性別歧視的經驗，是否成為她研究女性復仇電影的原因之一？
「不，其實我一開始很排斥做女性主題的東西。在紐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般大家都會做自己熟悉的東西。」卓教授提出一個我從沒想過的觀點：「但這也可能是一種刻板印象，身為女性就一定要做性別主題嗎？」隨著她的研究方向逐漸明朗，發現和女性相關的議題總是跳出來，難以避免。
我意識到，就如同卓教授一開始所分享的，她的研究欲以理論探究電影出現的歷史脈絡、文化背景、政治生態，而女性主義只是恰巧成為其中的過程，並非主角。
而我想這之間之所以有所連結，只是因為無論在半世紀以前女性復仇者的電影腳本中，或是近代電影片場的現實裡，女性困境始終存在。
在採訪之前，我讀了卓教授的論文《女性復仇與母性回歸：1970 年代後期 臺灣新女性主義與社會寫實女星的形象轉變》，但為了避免與讀者的認知脫節，我刻意沒有深入閱讀論文內容，而是看了許多論文中提到的，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的女性復仇電影片段，例如《女王蜂》、《瘋狂女煞星》、《上海社會檔案》、《女性的復仇》。這些電影的情節大致相似：女性主角或是其親近的女性角色遭受性暴力之後，以憤怒的姿態成為復仇者，當中不乏血腥與裸露的橋段。
上述電影的尺度雖然比我想像中的要小，但對女體的崇拜以及挑逗觀眾感官的意圖卻相當明顯。這引發了我的好奇：當時這些邊陲（pulp）電影在社會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大眾如何看待這些女性復仇者演員？這些電影又是如何通過戒嚴時代的審查制度的？
在與卓教授的對話中，我提到我的童年經驗，當時電視上常播的《玫瑰瞳鈴眼》、《藍色蜘蛛網》這類型的劇集，父母不允許我觀看。那麼這些更早期的社會寫實電影在當時又是什麼樣的存在呢？卓教授回應道：「其實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不如我們想像中的保守，當時實施的是審查制度，在電影分級制度之前，曾有過混亂的時期。」
臺灣檢查制度從 1945 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擬定之《臺灣省電影審查暫行辦法》揭開序幕，《電影檢查法》自 1955 年實行，至 1983 年才被廢止，這段期間的電影都要經過電影檢查委員會的審視，其中包括損害中華民國利益或民族尊嚴者、破壞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風俗者、提倡迷信邪說者，皆可能要求修改、刪減，甚至是禁演。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時的電影常常在放映時把剪掉的片段接回去，或者有海外和臺灣兩種版本，甚至乾脆偷偷放映。」那些未通過審核的影片被稱為「禁片」，往往是真正露骨的大尺度情色片，只在特定影廳秘密放映。卓教授進一步解釋道，「這些影廳的存在，往往只有了解內部消息的人才會知道，甚至會使用暗號進入。」
「相較之下，臺灣社會寫實片不算是情色片，它將色情大眾化，是比較被大家所知道的，有時小孩也能接觸到。」卓老師進一步說明，「在當時的保守社會中，這類電影的觀眾主要還是男性，保守家庭的成人較少選擇這些影片。」儘管有「擦邊球」的血腥與色情，但當時畢竟仍在戒嚴時代，為了迎合政府的期待，這類社會寫實片往往以犯罪者伏法的結局作為收尾，凸顯人性應向善和國家矯正機構的功能。
地下化的色情電影、人盡皆知的刪減版，那時的臺灣電影界在極權的暗地中開出桃紅色的花朵，如同保守年代中的女煞星，矛盾而引人注目。儘管這些女性復仇電影在保守的年代中以其挑逗性和邊緣性吸引了觀眾，但它們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複雜態度。
聊到這裡，我天真的以為，這些女性復仇電影不僅僅是講述復仇的劇情，它們還表達了一種在保守制度下女性的抗議與反叛，我詢問老師這些電影和女性主義的連結，甚至是否可能作為當時女性主義發聲的渠道。
老師搖搖頭表示，「這些電影受眾偏向男性，他們不會想到這些。」
這些女性復仇電影也許體現當時女權運動講求女性自主，卻同時服膺於大眾對女體迷戀（例如，各種性感的鏡頭、煽情的對白、《上海社會檔案》海報標題甚至寫著「少女初夜權」字樣）。其中《瘋狂女煞星》甚至是出自女性導演楊家雲之手，卓教授進一步解釋這樣的矛盾，「當時女性復仇的電影盛行，而片商找女導演來做這類型的主題，是一種行銷噱頭；但楊導演在這樣的框架中達到她想做的事情，例如展現女性的力量、裸露的橋段並不會讓女性露點等等。」
關於片商對電影利潤的追求，卓教授補充：「當時曾經拍過女性復仇主題的性感女星，後來出演文學改編作品，其實也是一種噱頭。文學改編的電影通常會擔心不賣座，因此出資方會選擇爭議性角色來演。」
「這些女性角色和當時的其他女星不同，例如像是林青霞，氣質端莊的形象符合過去大眾對小家碧玉的『好女孩』想像；這些寫實片女主角願意嶄露性感，敬業塑造電影中角色的形象，但往往也被貼上一些標籤。」我提到，即使在現在，曾經拍過裸露戲的女星，要轉型也不容易。「對，可以看到這些女星在過去的訪談中，努力想要轉型，不過那些標籤並不會掉下來，反而為她們往後演出的角色帶來更多色彩，變得更加複雜且有深度。」像是陸小芬後續出演多部文學改編的電影，如《看海的日子》、《桂花巷》，得到金馬獎與亞太影展的肯定。她們用實力證明，除了性感的形象，對演技也能有更高的追求。
無論是女性執導露骨社會寫實片，或是性感女星出演文學作品，都是片商為了利益而採取的策略。這些商業手段是基於對女性的某些剝削，但在這些夾縫中的機會中，這些女性依然展現了自己的光芒，我想這之間，隱約有那麼一些「女性復仇」的味道。
半世紀過去，女性身體似乎依然處於相同的爭議中。
《瘋狂女煞星》中有一個片段讓我印象深刻，性感女星慘遭性侵，卻被社會大眾認為她罪有應得，「因為她不檢點」；同樣的想法似乎還存在在五十年後的今天。身為女性，不只一次被長輩督促要穿得端莊，「女生要懂得保護自己」，像是不斷暗示若是我被侵犯，都是因為我的服裝不夠得體。
現實生活中的壓迫仍持續，那電影中的女體呢？
「臺灣的電影好像越來越保守，」教授分享道，「電影本應是感官上的刺激體驗，然而，自從電檢制度實施以來，商業電影內容常被框限於特定的規範中，強調向上勸導。當前的電影作品也似乎受到了這種影響，尤其因為臺灣的電影產業非常依賴官方的資金補助（輔導金），創作者為符合官方的審核標準，難以逃脫自我審查，讓人覺得太過拘謹。」
相比之下，藝術片雖然在這方面相對自由，但能溝通的受眾很少，而商業片的受眾多，卻顯得過於謹慎。在女性裸露與電影刺激性之間，臺灣電影界尚未找到一個理想的平衡點。
看來在五十年後的現今，無論是現實或電影，女性形象的多樣性和立體性依然有待進一步發展。
從研究方向聊到自己的求學生涯，「我覺得我好像邊緣人。」教授笑著說。我自述在初進到傳播學院時，覺得自己似乎太內向了，會不會不適合念傳播？
教授用導演來舉例，「在臺灣的導演好像只有一個樣子，就是要很肯定、很有氣勢，但我是常常懷疑自己的人，我無法帶領大家去拍一個可能對人生沒什麼幫助的電影，一路上有很多疑慮。」教授分享他在紐約求學的經驗，「但在紐約讀書時，可能因為年紀增長，認識的人、事、物多了，我看到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不同樣貌的導演。你可以懷疑自己，你的作品還是好的。對自己的作品帶有批判性是可以的，有被解放的感覺。」
「當然，導演還是要接觸很多人啦，不過這些都可以演嘛！我有些導演朋友也是 I 人（註一）啊，他們拍完一部片可能要休息一段時間。」聊到I人與E人的差別，我和教授都自認是內向性格、需要獨處空間的人，我們一來一往，開玩笑地交換自己的「I 人經驗」。
「我們 I 人就是相處的時候，要花點時間觀察，想著要用什麼樣子面對對方，擔心會不會冒犯別人。」
「但 E 人就是想到什麼說什麼。」
「他們就算冒犯別人也沒關係！」
「對，他們根本沒發現！」
我問老師有沒有想給同樣是I人的傳播系同學什麼建議，老師強調，未來出社會後，雖然為了生活、為了在工作崗位上扮演理想的角色，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需要戴起面具，「但是不用強迫自己外向也沒關係。」
訪問當天是開學日，我在訪問尾聲時，想請老師在新學期給同學們一句勉勵的話，老師想了一下，最後用溫暖的笑容說：「健康最重要！」卓老師的話像一劑強心針，就如同採訪一開始，感覺心裡的某一塊被安撫了，這或許也是作為一個傳播人，珍貴的人格特質之一。
註一：出自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類型（MBTI，Myers – Briggs Type Indicator），是一項性格評量，包含多個指標，其中一個指標將性格分為外向型（Extraversion，E）、內向型（Introversion，I），俗稱 E 人與 I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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