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紅綾】
退伍令證明、講師資格證書、副教授資格證書；申請書、文章蓋章、簽名⋯⋯身處現代社會體制下，每個生命必經階段如入職、求學、結婚等，皆需耗時與冗長繁瑣的程序作業搏鬥，笨重的行政文化並不會隨著個人的經驗與年齡漸進而變得較為輕盈。為能在 110 學年結束時退休，郭力昕奔波移動到國防部申請補發退伍令證明、把教育部曾經發給的任職證明重新提交回教育部⋯⋯「奇怪繁瑣的防弊文化」，郭力昕幽默地說道，「大概想要確定我這個教授不是『幽靈人口』」。
從 1989 年起迄今，從廣電系專任講師、副教授、系主任、教授到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在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走過人生三十三年的時光，見證數代青年世代的流轉輪替、目睹從前許多懵懂稚氣的學生如今已然蛻變成業界的中堅份子，「好些朋友問快退休了，以後要做些什麼？我說我沒時間想，如果我現在是個陽春教授的話，應該會有時間想，但是做了行政（傳播學院院長）後就完全不一樣，每天得面對明日一大堆事情，真的沒有力氣」。
回想起這三年肩上承載的院長重擔，郭力昕晝夜與時間競跑，除了盼望能從忙碌時光縫隙中爭奪一絲閉目養神的睡眠時段外，他無暇思考當這伴隨三十餘年的身份即將被卸下的未來，「但是偶爾想到要退休了，覺得是一個有點抽象的概念，因為大半輩子不曾有過這樣的狀態，沒有任何專屬工作的義務，我不太能想像那是什麼狀態」。退休，究竟是什麼概念？
2013 年《西雅圖時報》刊登一篇文章〈簡略的退休史：那是一個現代產物〉（A Brief History of Retirement: It’s A Modern Idea），回顧「退休」制度如何被形成，提及兩條「退休」脈絡：一、1889 年，德意志帝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為針對權力和聲望日臻增長的馬克思主義，將「退休養老金」納入社會福利制度、宣布 65 歲以上的人們需「被」退休；二、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時期後的美國工廠裡，諸多老齡化工人年邁的生理情況影響了勞動生產過程的效率，為解決老年人佔據年輕人的勞動位置，美國社會逐步推行支付退休金的制度策略。雖然古羅馬帝國時期，參軍者在光榮退役後會被支付退休金或土地，而中國自古以來歷朝歷代官員亦有「退而致仕」、「告老還鄉」的傳統，但從前這些「退休」文化似乎只實踐在某些特定階級人士如軍隊、官員，而多數平民老百姓仍舊一生辛勤勞碌、直到生命精疲力竭方才停歇。
任何制度被形成後，人們皆會被既有制度馴化成日常慣性，忘卻制度實施前的結構脈絡如何被形成，而回溯源頭之舉，有時會讓人得以從不同的視角重新思考。對「退休」制度的回顧思考如是，對「大學」體制的回顧思考亦如是，「我稍微回顧三十餘年來在傳播學院，發現一個更為結構性的問題。大學教育在台灣這種開發中國家或現代性後進的國家，它都是一個新生事物，所以大家摸著石子過河」。郭力昕認為台灣大學的基礎模式，某種程度上是複製著美國大學教育模式，「美國大學是為美國社會設計的，它那種非常實用性的設計是為了供應資本主義機器的運作，台灣不是同樣的社會發展，但是我們就套用這種學習方式」。
接受退休訪談前一夜，郭力昕被蚊子襲擊而輾轉難眠，在夜深人靜中沉思回望，「回到基礎結構源頭，台灣的許多大學基本上是一個沒有自己中心理念的教育機制，沒有想清楚跟台灣特定社會的關係，只是一味在複製。圍牆外面的社會，曾經還是一個半農業社會，還是一個前現代社會，那大學進入社會，對於社會的發展該如何看待？如何思考？沒有多少人會這樣思考，我這當然也是後見之明」。數十載浸泡在大學裡擔任教育工作者的郭力昕，在將近卸下這層身份前對「大學」所承載的功能與意義的重新詰問，映照出思考刻度必然跟隨生命歷練的流動而逐步深切。
「我特別喜歡做大一的老師，我把大學的一些課視為一種具通識精神的課」，相比起埋頭苦幹躲在研究室裡不見天日地鑽研，郭力昕更有興趣認識剛入大學的年輕人，在初生之犢的腦袋裡實踐「打樁」的思想根基動作，傳遞自身對於追求知識的真正意義與精神，「我所理解的大學，尤其是源自歐洲的大學精神，應該要有責任不讓大學過度成為一個職業訓練所」。
綜觀郭力昕過去數十年所開設的課程，多半藉由視覺媒介管道貫徹自身關懷的社會行動議題。他經常在課堂上從一張靜態攝影照片、一部熱血或冷靜的紀錄片，進而與學生滔滔不絕地開啟社會、政治、生活、歷史、人性等話題，而非一味追著變化無窮的傳播科技前進，「我一直覺得大學若不能作為最後一個反省、思考，或者是帶著社會進步的地方的話，這個大學反而是個災難」。郭力昕心中擔憂的，是身處於成績文憑宛若可判人生死的時代，學生在主流社會主導價值觀的長期影響下，以「工具化」心態一味追逐好成績，反而在這場盲目的追逐裡遺忘了學習的初衷，「那些沒唸大學、沒有被知識武裝、或者被化妝的人，他們可以憑著自己常識性的良知做很好的判斷，一個大學生或是大學教授反而沒有辦法做到，這不是更尷尬嗎？知識反而變成一種無知的來源，我覺得這樣的大學非常悲哀」。這般對大學制度基進尖銳的批評深層力道，必然出自郭力昕內心的某種「憤怒」態度。
郭力昕常常給人一種「不緘默」的形象——言辭犀利、耿直無畏、敢怒敢言，「不是為了抗拒而抗拒，我不是太認可台灣大學裡面某一些主流的集體價值取向」。在他身上，「不緘默」是一種能力——一個人得不願屈服安逸體制、不斷與之對抗與自我反思、才能在俗世洪流中持續保持那股「不緘默」甚至「憤怒」，不讓體制麻痹智識而能保持清醒目光去審視整體大環境。郭力昕的「不緘默」姿態時常展現在他的課堂教學上，企圖打破學生們被社會常規圈養的觀看與思考方式，然而有時過度激進也會造成反效果，讓學生對他敬而遠之，「我知道我早年大概做得不是太好，因為我太著急、帶有一點『傳教士』的心情，因此早期在方法上有點直接」。
那些義正嚴辭的大道理聽在大學生耳裡——對大學懷抱自由憧憬、急欲擺脫高中規範制度的年輕人而言，成了喋喋不休的嘮叨說教，「因為我講的東西跟他們所面對的現實環境是太違和了」。雖然隨著教學資歷漸深，郭力昕在不斷反省中重新調整教學方式，然而疾速躍進的社會科技條件加劇世代隔閡，讓年長的老師們面臨著更為艱辛的教學挑戰，「以前學生相對比較單純一些，沒有這些網路資訊，他對老師還保有一定程度的依賴，現在很多資訊很快取得，老師常常落後於這些資訊，所以我想很多學生就覺得並不需要老師」。郭力昕認為對這時代的年輕學生而言，「大學」與「知識」的意義逐漸被化約成只為獲得一紙畢業證書的必要過程。
當大學隨著社會價值觀變得更「務實、工具化」取向時，懷抱著「傳道授業」使命感的老師們難免在理想與現實對抗下產生諸多無奈與無力感，「有時候挫折感會讓人覺得不如歸去，其實是很挫敗的，有些朋友也是在教書，大家的挫折感都是一樣」。無論身處任何位置、年齡，人的一生終將不斷面對各種挑戰，學習調整心態才能使路途走得更遙遠。面對教學上的挑戰，郭力昕透過兩點來轉化挫折感，「一點是我把重點轉移，不把所有的希望和失落都放在教書這件事情上，如果作為一種教育性的傳遞的話，寫東西也是一種方式，因為你在教室裡碰到的只是剛好是這一群人，但是如果寫東西的話會擴散到其他角落」，郭力昕認為書寫評論文章也許對他才是更為重要與普遍的教育工作。「另外一點就是持續碰到讓我眼前一亮、非常鼓舞振奮的年輕學生，每年都會碰到，這些學生碰到幾個就覺得值得了，我現在的期待是很低，所以一點點就很容易達到滿足」，郭力昕豁達地說道。
調整心態，不讓自身因為期待而被壓力捆綁，專注實踐自己深信的理念，此舉反倒無意間影響了一些學生，「我覺得這是教育工作者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你看著因為你的某一些努力或是沒有特別努力，反正你就做自己，竟然影響了幾位年輕人，看著他們長成非常漂亮的樣子，但那個快樂根本是無價、無法計算的滿足感」。在時光篩落下，郭力昕見證一些學生歷經社會載浮載沉、搏鬥一二十年後的變化，他們也許會在某個失落挫折的片刻想起了當初郭力昕在課堂上指定閱讀的東西或說過的一席話，「他慢慢覺得有一些東西是對他有意義的，但是他當時不知道幹嘛要唸那些東西」。多年後，這些學生也許透過一席師生聚會、一張明信片、偶然的電影院外相遇，紛紛回饋郭力昕多年前曾傳遞給他們的知識道理，「雖然這個投資報酬率非常低，但是既然有人這樣說，總是會感覺到力氣沒有被白費」。
「我接任院長純粹是個意外，我是壓根不會想去做院行政主管的人」，原以為退休前的最後數年能稍微過些逍遙日子的郭力昕，沒料到落幕前夕竟是在日不暇給的忙碌生活中度過。「那時候幾個比較熟的同事勸我，考慮了一天，也因為莫名的使命感使然，所以就覺得好吧。他們希望傳院能夠有一些方向上的堅持，對我有信任，那我也想說試試看。基本上也沒有特別作為，就是守住一些既有價值」。
院長任期一任三年，郭力昕在兩年半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度過。貫徹著與教學理念同等的作法，他更在乎透過行政職務實踐更多「打樁」的改革工作。面對這場全球皆措手不及的疫情肆虐下，郭力昕所領導的行政團隊將主力投放在傳播學院的課程結構調整、開設更多人文思想課程、關切學生的自主權益條件、照顧陸生與僑外生在疫情下所面對的窘境等等。這些看似繁雜瑣碎的小細節，卻對因疫情面臨諸多不便與受困的陸生、僑外生而言，如雪中送炭般給予他們及時的人性溫暖。
「我如果再年輕一點，譬如五十歲上下接任會比較有幹勁，但我只有一任就要退休，如果你要多做些事情基本上得兩任」，坐在偌大的院長辦公室接受訪談的這一日，郭力昕回頭檢視這三年的院長角色，直言繁瑣的行政文化反而給自己帶來嶄新的學習與價值，「我個性很急，然後會有一些六親不認的性格，但我覺得做行政以後給我一個很好的田野經驗和訊息，你想要產生更大的效果，假設觀點與論點是對的話，那想要有更大說服力就必須得更有技巧和策略地表達這些事情，這時候就需要學習公關、廣告、宣傳這一套說服技巧，這一套非常重要，因為最後要達到的是效果，不是自己的立場或姿態」。
學習「憤而不怒」的態度，才能讓不合理不公義之事物能夠在協調中成功被傳達、從而達到期待的效果，這三年的行政生涯對郭力昕而言，實為「退而不休」的下一階段作為學習基礎。卸下院長與專任教授職責以後，郭力昕希望能在另一個龐大的傳播體制結構裡繼續實踐改革理念，「公共電視已經成立那麼多年，我認為台灣社會仍沒有真正討論公共電視的公共性是什麼意思。我現在認真思考力氣可以放在這邊，以前沒有這個力氣，因為可能要投入很多時間」。
退休，卸下的僅僅是長年賴以為生的一種職務身份，然而卸不掉的是深埋心中堅持一生的理念，「活著有一個目的是自我實踐，對自己的生命交代，因為實踐自己相信的事情，只要看到一絲小火花，那個意義就夠了」。退休以後，郭力昕才正要全職投入、開啟他精彩的人生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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