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成為影視工作者，本身就是一件厲害的事 ──
專訪《灼人秘密》現場錄音師嚴唯甄
文：郭亦婷
震．聲音工作室的大門邊有一個小魚缸，打氧機穩定地運作，水面不停冒出泡泡。我忍不住盯著看，想知道裡面究竟養了什麼？然而，除了水草，只有幾個白色瓷偶隨水流聲漂浮著。
在拍攝現場，相較於肉眼可見的攝影、美術等等元素，收音似乎是比較不被重視的一環。所有被錄音師收集的聲音，必須等到整部電影作品完成，在戲院播放後，才真正被其他人聽見，此時關於聲音或音效的評論也才漸漸浮現。
另外，在金馬獎與金鐘獎上，直到近幾年，才有一些製作公司回頭注意到現場錄音師的貢獻，將他們納入最佳音效獎的報名名單，讓現場錄音師和後期混音師同享這份榮耀。
2019年，任職於震．聲音工作室的現場錄音師嚴唯甄，分別以電影《灼人秘密》奪得第56屆金馬獎，以及短片《最後一次溫柔》獲得第54屆金鐘獎的最佳音效。入行十多年的她感謝完所有人後，在金鐘獎的頒獎典禮台上說：「我想把這個獎獻給所有電視、電影的女性工作者。」
收音師的耳機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聲音在電影裡面是可以把氛圍營造出來、畫龍點睛的角色。如果把一部片的某個聲音環節抽掉，會好像少了些什麼，有點遺憾的感覺，那是畫面沒有辦法彌補的。」
在得獎以前，嚴唯甄的第一份收音工作，要從在政大廣電系唸書的最後一年說起。
當時她以劇情片作為畢業製作的作品，雖然對導演組與收音組都有興趣，最後卻意外撿到收音這個職位。即使那時能使用的器材不如現今專業，但當她戴上耳機，發現了那個眼睛看不到的世界，反而讓她覺得更純粹，也更有趣。
畢業後，秉持著對聲音的興趣，她去中影實習，從觀摩電影定剪後聲音的後期處理到認識拍攝現場，開始學習入門的觀念與技術。她也看見，前輩們光是一句對白就會反覆琢磨一二十遍，只為了細緻地剔除雜音，修整品質。
「做助理的時候，一定有看過師父在錄音嘛，我都會很好奇他們錄進去的時候，到底會聽到什麼？那些聲音從耳機裡面傳進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所以有時會趁收音師不在的時候，偷偷去回放。」
離開中影，以實習生、第二助理練功了幾年後，她認識了師父周震，並以固定助理的身份跟著他學錄音。磨練了三年，她升任錄音師，開始獨當一面。
「做助理的時候就會一直在想，錄音師他坐著，戴著耳機，聽到的聲音到底是什麼？那時候給自己的目標是，有一天可以成為錄音師，坐在那個椅子上錄音。」
錄音師在現場，或許是有點神秘的職位，因為當下錄到的聲音品質好不好，只有她自己知道。而嚴唯甄第一次以收音師身份錄音時的忐忑，也盡顯她對自己的嚴厲要求。「我第一次做收音師的時候非常非常緊張，緊張到我沒有辦法好好地吃飯，因為我會一直想要確定我錄的檔案有沒有問題。那時甚至有點恐慌是，我會不會錄完之後，下一秒錄音檔就不見，就很不確定。」回想起當時戰戰兢兢的自己，她不禁莞爾。但她的錄音風格，也是在這一次次的實戰中悄然成形。
堅持細節的背後
電影開拍前，嚴唯甄會先讀劇本，確認要單收的聲音項目，並決定相應的設備規格。有時讀本後會有技術勘查，實地去了解現場的聲音環境，盡量先排除影響太大的噪音源。正式開拍時，她一到現場，就先解決雜音與無線干擾的問題。再幫演員別上麥克風，並溝通到彼此都感到舒適的工作狀態，最後也還要跟助理溝通。所有問題都處理完畢，助理舉起boom桿，嚴唯甄戴上耳機，等待導演喊Action。
「即使我現在知道後期已經可以幫我完善這些錯誤，但我覺得把這件事情做好，比起我拿到的薪水是不是成正比，還來得重要。我已經不太把它單純當一份工作，而是想幫導演守護好每一條聲音。」
有個比喻說，拍電影就像在做料理。攝影師拍下影像素材像在備料，而剪輯師就是在烹調。其實聲音也是一樣的，現場錄音師在前線做第一道把關，留下好的素材，讓後期混音師不僅能有更充裕的運用空間，後製時間也能縮短許多。
《灼人秘密》中有一場戲，吳可熙在田埂間遇到神明出巡，旁邊有敲鑼打鼓吹嗩吶的樂隊。當時趙德胤導演請她在拍攝後單收這些音樂，而嚴唯甄不只錄了樂隊整體的旋律。她細緻地分別收錄了每個樂器演奏的聲音，如此一來，後製的混音師就能擷取任何一段用作樂音上的凸顯。而她說，這都是當時師父周震教給她的觀念。
「我師父的錄音觀念跟其他的錄音師有一點不一樣，比較刁鑽和仔細。有些是後期可以cover現場的，比如說部份聲音可以重做。但他可能就會認為，如果你能在現場就先取得這些聲音的話，是最好的。所以他會一直希望我們對落實細節有更多的要求。」
她在錄音上對自己的高標準，其實來自不時提到的師父周震。舉凡錄音的知識、對聲音技術要求完美的習慣，都是從她當師父的助理時，打下的紮實基礎。
當她升上錄音師，才發現自己潛移默化地實行著不放過任何細節的堅持。她自嘲自己是不討喜的錄音師，有時會叫助理在危急時刻去做一件更危急的事，只因不想放掉任何可以捕捉到細節的機會。「因為這件事情如果沒有去做的話，我會不曉得做跟沒做的差異到底在哪裡。如果做了之後的結果有差別，我就錯過這個可以改善聲音的機會了。」為了不讓遺憾一直卡在心裡，她的風格也練成了刁鑽的類型。
即使和師父分別以不同影片入圍金鐘獎，她仍覺得身為金鐘常勝軍的師父應該會再奪得一座獎。有趣的是，看完入圍影片，在台下等待唱名的她，早已將手機的錄影功能打開，準備拍師父獲獎的那一刻。然而，當自己的名字被喊出的那一刻，她和一同得獎的前輩都非常驚訝，前輩甚至調侃她：「你越說自己不會得獎越會得，你看，得獎了吧。」
不只是金鐘，這次雙料獲得的金馬獎，也完全不在嚴唯甄的意料之中。她在拍這兩支片的當下，都不曾想過它們是日後可以去報名、入圍、拿獎的影片。「完全沒有想過，我們拍了這個片子，我們就要拿獎，沒有。」她又強調了一遍。然而，或許此刻的兩座獎，有其冥冥中的意義。
你一個女生，你可以嗎？
「我想把這個獎獻給所有電視、電影的女性工作者。」
本來進這一行，辛苦就是一定的。
首先是不固定的工時，例如連日拍攝夜戲，就只能白天睡覺，晚上工作，甚至有時得連續翻班，那就不只會造成睡眠不足，有些人可能會有內分泌失調的情形。再來是算不上舒適的工作環境，有時離拍攝現場最近的廁所，可能是需要騎車才到得了的地方。又或是緊繃的流程，嚴重擠壓用餐時間，沒空吃飯或只能狼吞虎嚥都不是什麼稀奇事。無法及時解決生理需求，許多尿道與腸胃道疾病就會漸漸找上身。
除了生理條件的困境，精神壓力也是一大難題。進到拍攝場地以後，工作人員們十幾個小時都得保持在專注的精神狀態上，只有吃飯或偶爾去洗手間，那短短幾分鐘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
那些還只是表面上的難關，如果再加上身為「技術部門的女性」，就還得面對來自男性的質疑。「因為男生會覺得你是不是只是來亂的？就覺得你一個女生，你可以嗎？你力氣可以嗎？你技術可以嗎？你真的會用嗎？會不會到時候還要人家幫你？」嚴唯甄連用了五個問句，彷彿回到拍攝現場，那些如實質利刃的歧視目光，嗖嗖嗖朝她連發。
「我覺得不管男生女生都要克服這些困難，只是女生要克服的內容又再更多一點。所以女性成為影視工作者，本身就是一件厲害的事情。」
然而，除去這些，嚴唯甄還遇見另外一項考驗。「我二十五歲升上錄音師，就想過要不要以得獎為目標。」拍攝現場的各組組頭，動輒都是四、五十歲的男性前輩，她的「年輕」，也成為不被信任的原因之一。
年紀輕再加上尚無膾炙人口的作品，由此而來的冷眼與訕笑一度讓她感到挫折。「那時候我師父就說，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要不要努力嘗試，試著讓你在工作上面有一些成就給別人看。當他們看到這些成就後，就會覺得你是有認真在你的項目裡面。」以具有公信力的獎項傍身，能夠證明自己的依據便顯得更強而有力。但她也常跟師父開玩笑：「那我是不是拿了獎之後，就可以退休了？」
「在金鐘得完獎，我就跟我師父說，我可不可以退休？然後我師父說，等妳得金馬再說，你都還沒有得金馬。然後過沒多久，就知道《灼人秘密》有入圍，那時候因為《返校》也有入圍，就覺得應該《返校》會得吧，他們呼聲這麼高。」她喝了一口水，「好，現在應該是真的可以退休了吧，獎都已經得了。」她爽朗地笑起來。
「那金鐘之所以會這樣講，是因為我認識很多優秀的女性工作同仁，她們其實很敬業，跟男性比的話，能力也不差。但相對還是會被一些工作人員用一種，看笑話的心態來看。」
相信技術與能力不應以性別作為標準，她想呼籲從業人員更尊重與重視女性工作者。而非以力氣小、生理期、將來的懷孕生子等等因素，推出女性不適合待在拍片職場的結論。
入行多年，至今仍穩穩站在錄音師的職位，嚴唯甄對他人的酸言酸語，也有強悍的回擊。「堅持下去？就是看著那些嘲笑我的人，我就有辦法堅持下去了。」但她很快又補上：「沒有啦，這其中一部份而已。」說完，她停下來思考，反覆咀嚼更精準的用字，才緩緩地說：「比較多的部份會是，想要證明給別人看，我有這個能力，這跟性別其實沒有關係。」語速雖慢，但很堅定。最後她自嘲：「這樣講雖然有點不太健康，但好像是以比較多的負面情緒去支撐我，要更堅持自己做事的方式。」
除了得獎時的倡導，她也盡己所能地實際行動。「我現在用的助理普遍也是女生居多，是因為我們都是女生，比較會感同身受。而且我可以做到錄音師，對於女性助理來說，或許會是一種典範吧。」說完，她一邊感嘆「講話」也是一種費力的事，一邊往我的杯子裡添茶，問我需不需要去洗手間。在專業上，她是令人信服的前輩，而在嚴肅的態度背後，卻也處處讓後輩感受到被照顧的溫暖。
除了性別問題，不平等待遇、工作時數、職災、保險等等，也是台灣電影拍攝現場的長年詬病。藉由得獎而來的一點影響力，嚴唯甄也希望工作環境的改善能更被重視，勞工權益可以受到更完整的保護。
To be or not to be.
「有時候會懷疑自己，每一顆收音都那麼吹毛求疵，是不是有充份發揮它實際上的用途？」
即使已是雙金得主，嚴唯甄對聲音這門專業仍不時有矛盾與困惑。
一部電影作品的聲音風格，有百分之六到七十以上都是由後期處理決定的。比起畫面，聲音是可再造程度更高的技術項目。「有一次後期的聲剪師收到檔案後跟我說，我錄的聲音有點太乾淨，就聽不到空間的感覺。」即使堅持落實細節是她的工作準則，但如果對所有細節都做到吹毛求疵，不僅費時，勞力與精神力的消耗也十分龐大。和助理一起辛苦完成了收音，但這些音檔在影片後製時，被用到了多少長度？起到的作用是否和現場的工作份量成正比？時間得花在對的部份，但對的部份的界線又該怎麼劃？無法輕易計算出比例的功勞與苦勞，在每一條收音的現場，都是對錄音師的To be or not to be.
「我會覺得自己得到這個獎有點太早，就感覺要有一個磨練過後，再得這個獎，會比較有感覺。」
「我原本的目標只希望自己做到錄音師，就很開心了。」回想起當時剛升上錄音師時，常常遇到必須絞盡腦汁解決的難題，但這些挑戰卻讓工作充滿著新鮮感，也讓年輕時的她覺得非常有趣。而當她工作了幾年，練就一身功夫，昔日的困擾大多都能以溝通化解，問題換湯不換藥。「這些循環變成例行公事，每天都有。久了之後，我就會希望有一個新的目標可以去達成。」
「當我還在糾結這個聲音沒有錄好的時候，我師父可能已經在看旁邊的流浪貓，或植物開花開得怎麼樣。或是到一個現場，看到不一樣的人和沒有見過的環境，他可能已經在感受這件事情了，但我還在糾結我聲音沒有錄好。像我師父已經可以做到，在拍片的過程之中生活，他放寬心的程度比我還要高許多。」
問她這樣的境界是得獎後的下一個目標嗎？她卻說不完全是，自認還有很多要學的事，比如接觸不多的後期聲剪、混音，也可能是想發展的方向。
總而言之，無論是把拍片當作在生活，還是學後期技術，她說：「我覺得我要保持的一個態度是，永遠要有在吸收新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