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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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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2-30

來自 2020──盧非易老師專訪(上)

撰文/黃嵩荃

1991 年,我出生那一年,盧非易老師從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畢業後來到政治大學那一年,台灣解嚴不久,最好的電視時代來臨。2020 年,我碩士畢業那一年,社群、自媒體發達,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盧非易老師在政大教書將近三十年。在全球經濟活動緩慢下來,地球環境慢慢修復的此時此刻,也正是我們反思過去、「審時度勢」的絕佳時刻。

 

  所以…現在在看這篇文章的同學們,不知道你是哪一位,可能是我過去三十年已畢業而還憶舊的學生,有可能是在學的學生(在學生可能不會看這種東西,在學學生不會看學校官網的)。未來的學生想入學的可能會看一下。所以呢…也沒有什麼千言萬語,不過呢,我比較好奇的是,某一天在看這篇訪問稿的讀者同學是誰?你為什麼會來這裡看這篇文章?多少年過去了?我也不知如何說起,因為我也不知道你是誰。所以…不管你是誰,你都相信最好的時代過去了,最壞的時代不知道在哪裡。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時代會再來?學校的歷史會不會終結,最後一個人在哪裡…?

  如果是畢業校友看這一篇的話,應該都會同意,屬於我們傳播最好的時代似乎的確已經過去了。八零年代,最好的新聞時代;九零年代,最好的電視時代;零零之後,最好的網絡時代,其實都…已經過去了。在職場上,大家看到新的撞擊都來了。包括新的一代不斷地推擠著你們,包括全球化以後,你有限的、安全的舞台完全被衝擊了。新的大浪趨勢不斷在擾動。所以…這是不是個有趣的,可以休息一下交換意見,然後呢…互相想想、聊聊的時候?因為這個跟我們二十年、三十年前在學校講的顯然是很不一樣。那麼,與其我說些什麼對於現況的想法,其實更有意思的是他們,大家,在讀這篇文章的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感受。但是我的確感覺傳播、傳播的教育、傳播的教室,其實最終不管我們怎樣地努力,或怎麼樣地不努力,仍然有一個我們抗拒不了的時代的大浪潮在那裏拍打漂盪。那麼,還是那句老話: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最壞的時代也可能出現最好的時代。所以,大家轉一個漩渦之後想一想,或許就可以衝到浪頭上去。

  我們的學生裏頭,有些是因緣際會,有些是自己其實做了很深刻的準備跟努力,因此他慢慢浮到那個新的浪頭上。我們有的同學,他過去做很好的電視劇,收視率可能百分之…五吧!不得了!百分之五可能有一百萬台灣人看過。但他現在可能做了一個劇,電視收視人口一千萬,網路點擊人口…十億!所以有的同學做到了,因為他在這個大浪漩渦裏頭成功了。有些成功是因為他在過去的那個亂流之中,他準備很久,一直沒有放掉他的初心,或是不害怕,繼續努力地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後他浮上浪頭來了。而同時,很多人就離開圈子消失了。

  所以,三十年後,重新來談關於我們廣電教育、廣電系,關於我們傳播學院,我第一個想法是:世界變了樣了!有些好像是我們慢慢可以觀察出的,但是我們比較深刻感覺是:時勢造英雄。人都是在這個大世界裡頭波動的一份子,但是人呢,需要理解那個大的波動是什麼,然後努力,然後他就有可能生存下來。逆流而上的故事經常是神話或童話。這是我當下的想法。我相信三十年後的同學們,不管你是哪一屆,其實慢慢地都會有這種想法:審時度勢,做出最好的努力,然後實踐自己能做到最好的可能性

  九零年代我剛來學校的時候,那時候形勢一片大好,你就這樣開開心心、傻傻地也是可以做得很好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你埋頭苦纏爛打,也不見得能夠成功。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不知道這世界在做什麼的話…就和周邊的人談一談或再來學校吧!知行並用。雖然學校自己現在也是顯得很徬徨的樣子。好,很抽象,需要具象地再講一遍嗎? 

時間回到三十年前…

  我在 1991 年來到學校。此前我在美國工作。八九年我在美國畢業,還沒有做什麼決定,那時候因為《悲情城市》去洛杉磯角逐奧斯卡最佳外片,我就接待了侯孝賢、朱天文他們跑了一些宣傳,還參加了一些活動。那時候台灣的地下非法有線電視,所謂的「第四台」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必須開始考慮有線電視的這種全新媒體環境。因為八九年的解嚴,台灣電視市場開出了巨大的空間,讓有線電視能夠出現。而那時候有線電視沒有清楚的規範、法律訂定,或市場經營規劃,我就受託在美國做了一年有線電視的研究調查。研究接近尾聲,政大突然給了我一個越洋傳真,問我要不要到政大看一下。

  我在九一年回台灣的時候,王小棣老師找我做了一個電視劇,因為她已經做了三年了。第三年之後解嚴了,所以想去大陸拍一個她一直很想做的關於文化的紀錄片。她就問我,回國了,要不要去她那裡接檔戲,這樣她也可以抽身到大陸去拍這個文化紀錄片。九一年回來的時候我就做了這個電視劇,是我還習慣的,出國前就曾經做過的。同時,政大叫我來學校看看,我也就來了。當時系主任潘家慶老師帶我在傳院新大樓(當時還是很新的!)上上下下轉一圈,然後我就進政大了!現在想想這是個奇異的年代,進入一個生氣蓬勃的行業,不論是產業界、或是學校,好像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那時,政大傳播學院計畫增設電影系,所以我進了學校,主要是要努力籌辦電影系。可能因為我寫了些小說,所以學校也希望我能開設一些寫作的課,因為傳播寫作的人比較少。當時也有藝術學校找我去,因為那個年頭從國外回來的電影專業的很少(在我之前回國的,還有易智言和蔡康永,但他們似乎都投入各有所愛的工作了)!而我因為答應了政大,所以就當起了教師。

  三十年後,我想了一下這件事情,非常高興,因為這使我拓展了很大的視野,交了非常多非常好的朋友,像馮建三、郭力昕、臧國仁、方念萱、孫秀蕙…,我們幾乎是一個年代長大的。系上老師慢慢進來了,大家領域都不一樣,我對新聞是很陌生的,對傳播政治經濟研究也很陌生。透過傳播學院裡頭似乎跟你有點相近,但其實跟你有些分領域的這些人共事,打開了我一個全觀的視野,使我和一般藝術學校的老師看法不同。因此,我才能審時度勢,理解為什麼電影會衰弱,電視為什麼接著會衰弱,以及之後大眾傳播為什麼會跟著衰弱;然後,未來的希望在哪裡。這是三十年所培養給我的,從更宏觀的角度、跨領域角度去看浮花浪蕊之下的洋流是什麼。

新聞業的沒落

  我目睹了九零年代解嚴之後新聞業的沒落,因為新聞業最好的時候是在剛解嚴的時候。那是一個最嚴肅、最謹慎的時候,也是一個最想突破跟最想抗拒的時候。所以我們看到非常好的,專業、嚴謹的態度,看到非常多勇於突破那個政治氛圍的新聞人員。但是解嚴之後,新聞業就像一個球沒有壓力了,它也就彈不起來了。所以我看到九零之後新聞系在聯考的排名慢慢地落後。新聞不再變成一個大家那麼嚮往的理想行業,它不再是一個對抗權力,或者,不再是一個維持公義的一種新的力量,而漸漸變成是一個被(各種)政治收編,或者被更可怕的:資本,被市場邏輯收編的一種越來越沒有尊嚴感的一個行業。越來越多的新聞媒體,越來越稀薄的勞動價值,這是九零年我所目睹的。

有線電視的崛起

  與此同時,我目睹的是有線電視的崛起。大量新的工作機會突破了過去的門檻,使得一般上進、有為、有才的青年不用擠進狹小的老三台裏頭去工作。處處皆是工作,滿地都是工作,而且,沒有禁忌。那是什麼都可以做的時代,跨足了十年。但最壞的時代通常來自於最好的時代,也是這十年,因為自由、沒有門檻、沒有抗拒的這樣的一個創作時代,我們接著就見到了原本最好的電影或電視的沒落。再一次地,那是因為沒有壓力,你不知道反彈的出口是什麼。所以出現大量不進步的作品,大量屈從於市場利益的作品,(我們就不用講那麼多的八點檔,以及越來越薄弱的收視人口),就注定了十年後廣播電視業的沒落。過去動輒五、六十萬基本收視戶,快速衰弱到能夠有十萬收視就已經是個奇蹟的時代裏頭,你就很難期待一個很好的作品出現。即令有很好的作品出現,它也遠遠沒有過去那麼大的社會影響力,也就沒有那種成就感。所以這是九零年代台灣電影以及台灣電視所面臨的狀態。你從產量來看,他是五倍、十倍的成長,但是從影響力跟品質來看,他是五倍的下降。台灣的網路是在九四年,但是大抵上零零之後開始有一些產業模式。零三之後慢慢開始有手機的出現,手機慢慢從 2G 往 3G 過渡,然後智慧型手機的出現,新平台的開始,新時代來了。繁華了十年的有線電視,在太過氾濫的市場和過度講究商業利益,難以為繼;畢竟,從三台到一百台的這一百台都是商業台!在這種生產狀態之下,電視的黃金年代要過去了,而更致命的就是全球化的開始(和結束?)。

全球化的衝擊

  千禧年標誌一個什麼樣的大時代的改變?2002 年,台灣加入了 WTO。雖然全球化影響可能從前面就開始了,但它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標誌著台灣人突然發現我們不是在這個島上面,孤獨地自得其樂。2000年的時候,《火花》從一個沒有人知道的韓國電視劇,我們一向認為只會催淚的煽情的韓國劇,突然一下子吸引大眾的熱愛。這使得韓國電視劇可以八百美金一集,幾乎是送你播出的費用,飆漲到一萬八美金。當然現在大家比較記得的是另外一部《冬季戀歌》。之後一連串韓國的、日日劇和水月劇…等等的全面輸入。而更早之前,還有 1991 年《東京愛情物語》所開啟的日劇時代。

全球化產生很大的衝擊,大量的韓片、日片,韓劇、日劇進入。政府沒有適當的影視保護政策,現在想做已經來不及了,無從保護了。一零年之後新的一批,那叫做無國界的網絡與全球化,使我們想做甚麼掙扎,都已經來不及了。

  大陸在 2003 年 SARS 之後,做了一次大的轉變,簡言之,就是文化產業資本化。廣播電視不再只是作為文化與文宣產業,也同時它將是一個產值龐大的娛樂產業。政府開放了大量的執照給各個地方的電視台,使他們透過上衛星的方式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頻道;幾個大的衛星頻道,例如,湖南衛視、上海東方、浙江衛視、安徽電視、山東衛視…等等崛起。突然之間,從僅有的一個中央電視台變成全國紛起競爭的衛頻世代。那種新的巨大的廣告市場,就把台灣的廣告業吸引過去了。大的廣告公司紛紛地移轉到上海,國際性的廣告集團紛紛將地區總部遷入。2000 年隨著有線電視逐漸滿載,廣電系也慢慢地沉寂下來,由廣告系來取代那個新世紀的風騷。廣告人看見了一個更大的市場出現了,那就是華語和亞洲廣告市場。

亞洲廣告市場

  我們漸漸看到電視廣告不是台灣自己拍的。以新加坡為操作地,於泰國拍攝沖印,上海募資發行,然後在整個亞洲地區跨語言播映的廣告時代來臨。越來越多的廣告明星不再是台灣明星,而是韓國明星、日本明星,以及後來慢慢起來的我們原本覺得大陸沒有明星的大陸明星,佔據了亞洲機場的大小看板。這是千禧後的廣告時代。

這種發展,對台灣廣告行業來講是一時榮景的機會。因為,台灣始終有一個特殊的文化位置:時髦社會的標誌。所以時髦,或者我們另外一種稱法叫作摩登,Modern,或者我們比較學術性的稱法,叫做現代性,Modernity。摩登感與現代性,這一個標誌使得台灣產品具有優勢。這是為什麼我們長時間看美國劇以及看日本劇。因為我們認為那個文化內容是摩登的,是現代化的,是我們所崇拜的,所以我們去追。2000 年後,韓國取得了這個新優勢,韓劇慢慢取代日劇,韓流取代和風,成為亞洲、中南美洲觀眾覺得時髦的內容。港劇在八零年代曾經有過這個位置。在「楚留香」的那個時代,在「上海灘」的那個時代,在「大時代」作為相當重要電視劇的那個時代,香港是亞洲華人,甚至韓國觀眾認為摩登的。而台灣的摩登,不是對台灣觀眾來講的摩登,它是對一個有一百倍市場大的大陸觀眾來講是摩登的。所以這時候我們發現大陸開始收看《星星知我心》、《還珠格格》,一些我們覺得蠻老土的劇。然後,大陸人瘋追我們覺得有點文藝爛調的《流星花園》,從此,台灣流星潮掀起了大浪。

流行音樂

  與此同時是台灣流行音樂。流行音樂始終是亞洲華語地區甚至是整個東亞地區,台灣最重要的文化輸出。從來不是電影,不是電視。雖然電影我們曾經有侯孝賢,電視我們曾經有包青天,但是真正影響東亞的,大量影響韓國、影響香港,更不要講說星馬地區的是台灣的流行音樂。直到今天,人們還有一種說法:在北京搞音樂的都是台灣來的,搞電影的都是香港來的。最好的流行歌都是台灣做的,最好的電影都是香港電影。所以,我們仍然看見這幾年熱播的,預算動輒上億的,收看人數都是以幾億點擊率計算的大陸綜藝節目裡不可缺的就是台灣歌曲,始終是台灣歌曲。始終不可缺的一定要有台灣導師,或者是台灣歌手。只是,這種現象在消退中,電視劇漸漸只剩張鈞甯、林心如、霍建華。而流行音樂界,則隨著費玉清的封麥,象徵性的將結束一個摩登台灣的時代。

媒體失格

  台灣作為時髦標誌,給了千禧年後的台灣文化輸出找到了一個新的出口。就是西渡,西遊記。但最好的時代也就是最壞時代要來的時候。全球化來臨,你不能夠再站在台灣的那個位置自我保護,我們需要快速轉型成長。但我們沒有抓住那個時代,把整個根苗系統培育好,最終就變成快速收割、外銷,獲利。但是我們的苗圃沒有成長好。

  有些媒體善盡了這個育苗的責任,我覺得是值得被表揚的,例如大家沒想到的大愛電視台。它在九零、零零年代台灣的戲劇業這麼沒落的時候,勉強支撐著產製隊伍,維繫了一股戲劇製作的力量。公共電視在紀錄片的人才培育上也有貢獻,使各校畢業的紀錄片學生能繼續留在這個行業裡,帶動台灣紀實報導與紀錄片的發展。

文學的殞落和傳播的荒蕪

  文學,一個沒落了四十年的重要的領域,似乎沒有被好好地照顧。雖然我們設立了非常多新的文學相關系所,但,是什麼使得我們的文學力這麼地薄弱?很大的一個可能是解嚴,以及報紙的解禁。台灣報紙的解禁以及政治上的解嚴,現在回頭來看,幾乎也是台灣文學沒落的開始。這是很奇異的想法。解嚴之後理論上百家爭鳴,自由敢言,文學應該是最豐盛的時候。但不然。每個花都是從冰凍的土地裏頭播種而出的,如果沒有這個冰凍的土地,很容易蔓生雜草。沒有一個壓力,我們就不知道我們反抗的所在是什麼。這是我所看到九零年代之後、文學如此無力的感覺。而更大的迫害來了,叫資本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我不批判這三個主義,因為我始終有個感覺:下一代過得那麼好不就是我們這一代一直追求的嗎?那大家真的過得無憂無慮,沒有理想、沒有困擾的時候,「小確幸」的時候,我們為什麼要指責他們?但是文學的無力感是不是因此而出來,我覺得是的。所以,我不能怪它這個果,但是我想知道是不是這個因。

  文學的無力,文學的荒蕪,就使得我們的傳播荒蕪。畢竟,文字是我們一切的根基,在還沒動手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是以文字的形式在腦子裏頭運作。所以當文字空白的時候,就做不出有聲、有色、有形、有體(像舞台劇有體的)的作品。整個八零年代,我們看到了台灣新電影,雲門舞集,屏風、表坊,我們看到了民歌,我們甚至看到了,當時不大瞧得起的靡靡之音:流行音樂。而解嚴之後,你幾乎就是看到安寧一片。台灣電影亦如是。台灣流行歌曲、校園歌曲,青年歌曲,幾乎都是。我們勉強發現一些客語、原住民歌曲浮現人們眼前,但那仍不足以形成一個豐碩狀態。而台灣最後的紅利也就在這十年慢慢被用完,所謂摩登感的紅利。一零年之後就開始看見我們整個文化欲振乏力的狀態,文學的、戲劇的、建築的、音樂的、電影的、電視的、廣告的等等。

  如果現在讀著這篇文章的是二十年、三十年前畢業的學生,我相信妳也會感受我的感受吧。這個無助感、無力感,趨勢上的無力、政策上的無力、熱情上的無力…,學校是無力的。

新的衝擊:反全球化

  一零年之後,新的衝擊又來了。逆流但正在進行的反全球化,它到底會變成甚麼樣?雖然從技術發展、物質供需來講,從歷史邏輯上來講,全球化是無法逆流的。例如,沒有全球網路的日子將怎麼過。但是,我們現在正看著一個發生中的政治上、意識上的反全球化。這會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影響……?

一個人的三十年和一群人的三十年

  所以,我對談我個人三十年沒什麼興趣,因為那也就是一個人的三十年。但是這三十年來,不管是三十年、二十年、十年的學生,他們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大的時代的狀態,並且知道下一步怎麼走?我很想問問看那些第一、二屆畢業的,三十年前的學生,工作那麼多年,現在也是職場的老人,可能是目前掌舵者的這一批同學;以及,二十年前,所謂九零後,一個新的數位時代的這一批同學;以及千禧後,新世紀的這一批老是被我們貼上各種標籤的同學們,大家怎麼看這個時代?

作為一名政大的老師,我的志向是…

  在我們這個訪談之前,我才出席了今年研究生的入學座談會,依然,一張張的眼睛也是充滿著希望。這麼多年下來,我對教育也沒有太大的高調口號可以喊。我就是相信三十年來我們的學生還是最好的。三十年前,在我九一年踏進來,走進第一班教室的時候看到的,和三十年後,我剛剛看到的這一批年輕人,我希望他們一樣是最好的。

  對於最好的學生,我不敢說給他們甚麼最好的教育,因為過去很多時候我們也常常知道說:啊,這門課是白費的,或者這個那個教學是沒有功能的。但至少還是希望他們在這裡的兩年、三年,或大學部的四年,會是他們人生裡頭最開心的、最豐富的、最有啟蒙性的幾年。我的最大願望就是──幾乎二、三十年前我也說過這句話,我只希望我的學生,在畢業多年後,忽然想起大學時候的某一堂課,在那一堂課裡,他被撞擊了,敲打了,感動了。或者是說,在那堂課他突然成長,突然懂了什麼。所謂教育,就是多年後,學生還能記得的東西。如果我能做到這件事情,我就是個成功的老師。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每堂課都翻跟斗跳火圈,搏君一笑,讓你們印象深刻!我就是在搏你們十年後的一個回憶。唉,辛苦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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